《戈达尔传记》: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戈达尔第一次见到卡里娜是在1959年香榭丽舍大街上一个电影广告中。他遇到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仍是通过电影,但不是广告——她是罗贝尔·布菜松的电影《驴子巴勒达扎》(Auhazara,Balthazar)的主演。在50年代的“手册派”评论家们看来,布莱松是为数不多的拯救了法国电影的导演之一。他美学视点的纯粹性也许令那些去电影院消遣的人感到厌恶,但对于热爱电影的人来说,布莱松迷人的电影——其中精确的顺序、画面和声音的并置便是一切——是大师级作品。这便是挚爱电影的观众所具有的力量,布莱松维系着这种力量,继续拍摄出极具艺术感的电影。
1975年,布莱松以一系列短章的形式出版了美学信仰宣言《电影艺术札记》( Notes sur le cinematographe)。戈达尔在后来的电影中一次又次地引用里面的文字,尤其是在电影《爱的礼赞》中。实际上布莱松的很多短诗读起来都像是戈达尔自己美学关注点的精彩总结。巴赞将摄影机和现实的关系摆在中心地位,戈达尔倾心于图像精确的瞬间,即摄影机和现实关系的精确时刻(在这一时刻摄影机的角度抓住了现实),以及一个图像同其他图像和声音的结合,而布莱松的观点正好将两人结合起来。布菜松认为,图像只有并置起来才有意义,戈达尔也这样认为;布莱松认为,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无法容忍捏造,尤其是同演员关系的捏造——摄影机记录的不是表演本身,而是演员,戈达尔也这样认为。不过,布莱松的美学观点比戈达尔的更严密、更精确(当然也更局限)。布莱松不喜欢表演,他将这种艺术同舞台联系起来,认为舞台是捏造的区域,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他就拒绝使用专业演员,而是任用非专业的,并称之为“模特”。有了这些模特,他感到制作真正的电影艺术——现实的艺术要容易些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家族的一个朋友知道布莱松在选派演员时,将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介绍给了布莱松。当时她17岁,于1947年5月14日出生在巴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她的父亲 是白俄罗斯贵族,外公名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Mauriac)。莫里亚克与萨特分量相当,但他是保守派,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处在20世纪每一个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中心。在希特勒从政初期他就看到了其危险,他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政府,抵抗德军的占领。但他笃信戴高乐主义,在解放运动中有些右派受到野蛮的清算而被杀害,莫里亚克也有勇气为他们辩护。
安妮从未想过从事电影行业,虽然她的舅舅克洛德·莫里亚克( Claude Mauriac)是个著名电影评论家。不过,她曾考虑申请进入法国自由电影学院( Conservatoire Libre du Cinema francais)做演员。布莱松安排她在自已的下一部电影《驴子巴勒达扎》中担任主要角色,她接受了。电影拍摄过程中,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打过照面。
1965年夏,戈达尔成为文化谈论的焦点。这个导演要么打破所有的规矩,要么把它们混为一谈,你支持还是反对他呢?他是个天才还是个骗子?不管怎么说,有个看法是必要的。正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太大”,因为“你必须拿出对戈达尔的看法”,年轻的维亚泽姆斯基拒绝看他的电影。
但到了1966年1月,在《驴子巴勒达扎》拍摄结束了很长时间后,她去看《狂人皮埃洛》,6月又去看刚上映的《男性,女性》。她彻底被这些电影征服。于是坐下来写信给戈达尔,告诉他自己非常喜爱他的电影,也喜爱拍这些电影的人。由于没有戈达尔的住址,维亚泽姆斯基把信寄到了《电影手册》。戈达尔很少从《电影手册》查信,即使拿到,也常常并不拆看。不过一个秘书看了维亚泽姆斯基这封信的内容,戈达尔这才看到她的签名 并把信读过。此时她正在法国南部摘桃子,很难联系,但两人还是联系
链接:《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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