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传记》:越南
从美国海军陆战队1965年登陆岘港那一刻，反对越南战争就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运动。这立刻反映在戈达尔的电影中，从《狂人皮埃洛》开始，越南战争，或者确切地说是法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就成为关注点之一。美国，这-1945年欧洲的解放者，这次变成了帝国主义压迫者而越南战争则成为这种压迫最为明显的表现。这是戈达尔激进化最为显著的因素。《狂人皮埃洛》中这个主题 令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非常反感以至于放映途中便被停止了。戈达尔越来越像左派的学者，在请愿书上签字、参加诸如1966年5月在Maubertmutualite地铁站附近举行的“越南六小时”之类的集会。也许这些活动中的亮点便是参与拍摄了集锦片《远离越南》(Loinduviet-Nam)。
即便是一年拍摄两部电影，戈达尔仍然抽出时间向多位导演联合拍摄的集锦影片提供未剪辑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比较盛行。但这是另一种情况。《远离越南》并不像《七宗罪》那样，围绕一个“性感”的题目把一群有名的导演聚在一起，而是将主题定位在政治上。大体上是左岸派导演发起的活动(戈达尔在影片中提到了邀请他参加拍摄的阿涅斯·瓦尔达和克里斯·马克等人)，《远离越南》各个部分政治和美学范围广，包括了从政治纪录片的导演尤里斯·伊文思( Joris Ivens)到因《男欢女爱》( A Man and a woman)的票房记录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克劳德·勒鲁什( Claude lelouch)。
影片始终贯穿着集体努力的精神，素材和劳动都奉献给了“事业”。戈达尔总说自己没有想法，较晚提供影片，但电影中他拍摄的部分清楚地表现出越战这个主题对他来说既远又近。戈达尔谈到同美国的美学统治地位作斗争，使他脱离了法国的工薪阶层。带着巨大的米歇尔摄影机，他思考着电影是如何陷于压迫体制中的，而越南的抗争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这点在向媒体介绍《中国姑娘》的手写册子里非常明显:“十月革命50年后，美国电影统治了世界电影。这一状况已无须多言。但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内，我们应该在这个巨大的帝国中心，在经济上和美学上建起几个越南好莱坞、希耐克塔摄影棚、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英国派尼坞(Pinewood等，也就是说在两个前线上抗争，以建立起民族的电影，自由的、兄弟般的同志和朋友的关系。”(G:243/I:303)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同秘密左翼报刊的访谈里，戈达尔把自己感受的压迫同越南的抗争联系起来，这是个经常出现的话题。他站在越南人民一边，并非出自同情他们的困境，而是因为自己也身处这种困境之中戈达尔审慎地评价道，在西方，一名35岁的成功 电影导演所受的压迫也许并不像越南人民直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那样令人悲痛，但戈达尔强调压迫其实是一样的。这种压迫可理解为既有经济上的，也有美学上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美国的钞票统治着电影，就像乔·里文统治着《轻蔑》的拍摄那样，还在于电影形式自身具有统治性。这些形式执意要以原本错误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将声音与图像的偶然结合当成有理可究，实际上却只是幻觉
链接：《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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