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传记》:格勒诺比耶
虽然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方法是米耶维尔和戈达尔的作品主要借鉴的理论，它不是主要以理论的形式借鉴的。声音占主导地位也是一种理论占主导地位的表现，而回归到影像主要指的是回归到实践中来。当初克里斯汀·阿娅也在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的时候，戈达尔凭借着从她那里学到的知识已经掌握了剪辑的技术。如今他和米耶维尔一边忙着制作《此处与别处》，一边在巴比·罗什舒阿尔(Barbesrochechouart)的办公室里上课，老师是威利·吕伯康斯基(WillyLubtchansky)。吕伯康斯基曾是拍摄《男人女人》时摄影师威利·库兰(WillyKuran)的助手，而且参加拍摄过部平淡无奇的电影》。在以后的20年里，他又先后参加了戈达尔几部电影的拍摄，其中包括《新浪潮》。同时录像带作为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为影像的形成创造了更多新的可能性，早在拍摄《中国姑娘》的时候，戈达尔就尝试使用录像带来拍摄自我批评的戏，到了70年代初，录像带拍摄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描写影像的新作品，特别是新的蒙太奇形式成为了可能。
这时，米耶维尔和戈达尔还在寻找一个更加集中整合的拍摄计划，于是决定和前毛泽东主义激进分子热拉尔·马丁、录像技术方面的专家热拉尔·泰塞德尔(GerardTeissedre)在格勒诺比耶共同创立一个工作室。向格勒诺比耶转移，首先意味着远离巴黎，一个让人觉得太专横、太都市太中心的城市。为了尝试找到制造影像的新方式，转移到边缘化的地方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新的方式与戈达尔坚决摒弃的传统电影，与结果证明非常盲目的政治激进电影都有很大不同。
格勒诺比耶这个地方有几个优点:那里有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摄像机生产商让一皮埃尔·博维亚拉( Jean- Pierre Beauviala)的多家工厂(戈达尔曾与其合作制造出了 Aaton摄像机，使用是35毫米电影底片，却和8毫米摄像机一样轻巧，而且是便携式的)，那里还有个乐于将与文化有关的各种产业引进这个小城的市长。但也许最重要的是，那里有阿尔卑斯山。
对于热拉尔马丁来说，回到阿尔卑斯山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他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偏僻的山区长大的，1961年抱着成为画家的梦想 来到了巴黎。
如果戈兰代表的是毛泽东主义知识分子，那么马丁就是实践中的激进分子。
马丁的画家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很快就不由自主地卷进了学生世界和电影世界。其实他内心很讨厌做学生所处的环境，但是只有这样他才能免服军役。法国的学术界充满了“竞争”，马丁由此成为了竟争方面的专家。
他说自己参加了54次竞争，取得了14次胜利，其中涉及的学科多种多样，包括经典艺术、法律和哲学。准备考试的时候，他没有按部就班地复习功课，而是和几个被边缘化的学生组成了自助小组。1966年，他成功 通过国家电影学校的入学考试，进入高级电影研究学院( IDHEC: Institut deshautes etudes cinematographiques)。但是天生就愤世嫉俗、讨厌理论的他很快就离开了学校。他真正踏入电影界其实比这要早，而且很偶然。
当时他留着长发，还有傅满洲式的胡子。一次在蒙巴纳斯玩弹球的时候被一个制片人相中，接着就演了几个不起眼的反面角色。但是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他感兴趣的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于是开始自学电影拍摄的各方面知识。
伴随着他对电影实地拍摄的兴趣，他的政治激进想法也越来越强烈。有一段时间，马丁曾经和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交往。情境主义者可能仍然是巴黎60年代政治浪潮遗留下来最丰富的思想源泉。他们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是居伊·德博尔(GuyDebord)。德博尔的生活 和戈达尔的生活如影随形——当初年轻的戈达尔从传统中为电影中的现代主义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年轻的德博尔也在通过一个叫左翼同盟的团体建立超现实主义者战线，将所有形式的艺术当做是资产阶级来摒弃，借此来支持丑化和打乱资产阶级秩序的事件。60年代，德博尔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各种重述中最有威力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影像代替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关系。但是情境主义和德博尔最主要的还是致力于关于宗派主义的辩论。
根据德博尔运动的伟大传统，马丁由于厌恶超知性主义(Hypintellectualism)而遭到排斥。他因为钟爱实践，且相信工人阶级将是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而和毛泽东主义者站到了一起。他也是首先使用录像技术的人中的一个。他从日本回来的一个朋友带回了一台黑白摄像机，用于制作政治激进分子反越战的录像。虽然他曾到过《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二三事》的拍摄现场，而且和戈达尔见过面，但是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在1968年5月末开始的。面对五月学生运动，电影界召集起了一个电影总会，力图打造出一个新的基础，建立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产业。不管开什么会，戈达尔和马丁都会早早来到，有时候甚至提前一个小时，于是就到咖啡馆待着。就这样戈达尔和马丁发现两个人都对技术和实践都很感兴趣，而且都很厌恶电影总会中的火热气氛。马丁经常带戈达尔到正在运作的工厂去拍摄，戈达尔担任音效人员。
虽然在吉加·维尔托夫小组时期戈达尔和马丁就多次谈到要合作的事(其实马丁也参与拍摄了几部电影)，但是直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梦破灭以后两个人才真正开始合资建立公司。虽然说工人阶级未能实现革命理想令人失望，但他们对社会的未来仍然保留着极其批评的态度，而且下定决心要与媒界中存在的“普遍谎言”作斗争。这个时候戈达尔的口号是“我们不拍摄影片，只制作电影”，意思是干涉影像的流动，却辨认不出来将以什么形式进行，因为现在可识别出来的形式都是不寻常的。
让一皮埃尔·哈桑在高蒙公司平步青云，虽然很短暂，但因此计划就有可能实现了。哈桑是制片人中最有领袖气质的人，魅力无穷，胃口很大1985年由于吸毒过量而死亡。但是在70年代初，他曾经制作过戈达尔和布莱松的影片，以及像马可·费雷里( Marco Ferreri)的《饕餮大餐》(LaGrande bouffe)这样的大片。在法国作家让一雅克舒尔( Jean-JacquesSchuhl)的小说 《英格丽·卡文》( ngrid Caven)中，有一段对哈桑的描述，以“马扎”的名字出现，让人难忘。这部小说是关于人们发现马扎死亡以后对他命运的反思。
马扎还是输了。虽然差不多就赢了，就差那么一毫米，可他最后应对米歇尔·塞杜( Michel Seydoux)这个走强硬路线、衡彻底底坚决纯粹的新教资本家时，他输了。就是马扎把他哄到骗局中来的，但很快被赶出去的竟然是马扎。再经典不过了。可他之所以会输，是因为玩乐的心太重了。而那些他曾经帮过一把的人，在自己被赶出去之前他介绍进来的人，比如塞杜，比如他称之为“托斯坎·迪普朗顿( Daniel Toscan du planton)”的托斯坎·迪普朗捷( Daniel Toscan du Plantier)他们都无法忍受这种巴洛克式的奢侈，这种“疯狂”，某种生活的艺术。有必要把这些影像都清除摆脱掉，谁都不会再谈论，谁都觉得厌倦。这个在哈尔顿兴奋地跳上桌子的家伙，看着宣传板上电影大片的票房纪录，一个小伙子正在用粉笔写着，《饕餮大餐》的票房纪录赫然立在眼前。马扎于是大喊:“我是法国电影之王”，而他真的就只差那么一点点。
曾几何时，这个魅力无穷的瘾君子刚刚30出头，就立志要掌控高蒙公司所有大制作。哈桑个人的升迁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对于在格勒诺比耶的事业非常关键。1973年，法国电影界还有新闻短片放映。很久以前，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被电视所代替，差不多百分之百依靠政府补贴。但是这可是个完美的空当儿，可以拍摄电影而不是新闻短片。声像制作公司的想法是为新闻短片提供素材，哈桑同意在贝尔格菜德大街2号作为格勒诺比耶摄影棚所在地。即使哈桑继续拥有高蒙公司的控制权，新闻短片也时日不多，即将在电影屏幕上水远消失。所以，至少是当马丁回忆起来的时候，认为格勒诺比耶这个实验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投资人和存在的理由都不复存在。马丁对那时的记忆就是极端的孤立，声像制作公司和这个小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有时候，戈达尔会滔滔不绝说上一天，有时候沉默不语。鲍维阿拉也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声像制作公司的人觉得在格勒诺比耶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接着马上出现了一次财政危机，戈达尔的老朋友乔治·德·博勒加尔伸出了援助之手。德·博勒加尔和戈达尔共同提议，为法国国家影视中心(CNC)重新拍摄《筋疲力尽》，不过他们的提议和原来的电影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预算，1959年的很少，1975年的少得可怜。《第二号》是真正回归到电影制作上来。戈达尔通过使用非专业演员和录像技术拍摄了一部家庭影片，尽可能地远离当时的电影流派和电影明星。原来录制在录像中的影像组合不同，大小各异，对现在家庭进行分析。电影情节及其紧凑，同时包含了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greer)"的女权主义文本，将对孩子的性教育 以及一个祖父回忆第三国际内部丧心病狂的剥削事件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在影像和声音方面的创造性给了电影一种乐观的颜色，但它的内容则悲观得让人无法忍受。夫妻二人深陷消费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空间里，完全被堵塞了，女人索德里内有便秘的毛病，这是整部电影的主要暗喻。但是在分析堵塞的时候，通过对影像进行无休止地自反以及利用录像来操纵，戈达尔的确拍摄出了第二部《筋疲力尽》。如果影像只能够目睹我们的痛苦，那么至少这也算是一点作用。
伴随着《第二号》而来的是《还好吗》，该影片通过记录一个联盟激进分子和他激进的秘书(安妮一玛丽米耶维尔饰)之间的长时间讨论，来审视我们的社会中对影像的使用。如果家里的问题是除了为表示疲惫和疏远，否则工作是不可能带回家的，那么影像的问题就在于它只被用于说明一段文字——没有地方可以见到影像。
热拉尔·马丁回忆起过去时说，自从哈桑在高蒙公司失去了权力，格勒诺比耶这个投资项目就算失败了。他自己对这个小城有偏见，而米耶维尔和戈达尔在《人人为己》中的几句话似乎反映出了这点，因为这几句话是对格勒诺比耶居民的无理谩骂。经过了几次小的矛盾，大至演职人员表排名先后问题，小至谁清洗厕所的问题，马丁回到了巴黎。1977年年末声像制作公司终于关闭了位于格勒诺比耶的各个办公室，技术专家泰塞德尔觉得自己遭到了不公的待遇，就把公司告上了法庭
但是在离开去瑞土之前，米耶维尔和戈达尔将要为电视拍摄第一批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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