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大师 ：若松孝二 采访（2）

CS:请谈一谈《新宿的疯狂》这部影片。

若松:《新宿的疯狂》是一部讲述寻找某人的故事 。那时在新宿有很多疯狂的事情发生，现在很多黑帮也还在那儿。有一位父亲 ，想找出杀死他儿子的人。但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我如何找到自我的故事。父亲表现出他是怎样入，面不论包都到底，这是我的片之一。《性贼》是我在同年拍出的另一部影片。那个时候日本有很多和平的示威游行。在公园里有很多大型集会。EmeraldGroup曾经向足立正生和我提过这些。我们也听说，警察在城市的另一区原宿集合。于是我们在屋顶架好撅影机，马上拍了起来。我当时想，如果日本想要变得更好，此其时也。抗议最终是为了日本变得更好。但是抗议者们全部都垮掉了，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肯互助。警察和军队完全把他们镇压了。所有的抗议者想做的是保存他们自己的小派系，我想:“完了。这是运动年代的终结。”唯一保存下来的教训是只能孤军作战。很可能个体的激进主义才是唯一的希望。人们骑劫飞往朝鲜的飞机、赤军去中东就是两个例子。无论如何，在日本国内成立组织、搞运动已经行不通了。我认为，以前这些都曾风光一时。

CS:你提到赤军在中东的事件。我想问一个类似的问题:赤军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1年的世界革命战争宜战 Declaration Of Global War)的起源是什么?

若松:《被侵犯的白衣》和《性贼》曾被邀请参加戛纳的“导演周”，而大岛渚的一部影片《仪式》也获邀参加了。我们原定一起去戛纳，不过我转念想:“他妈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戛纳?”于是我们谈论到其他地方去。我拍过部名为《性教育 书爱的Technic》的影片，赚了一些钱，我提了装着钱的公事包走在足立正生的前头，问他:“你想去哪里?”他说:“让我们再去拍摄地下电影。”我说:“我已经腻了拍地下电影，我不想再拍了。”于是他说:“让我们去巴勒斯坦吧。”我甚至不知道巴勒斯坦在哪里!于是我间他。他告诉我日本赤军的一些成员在那里，他们帮助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开战，要拿回他们的土地。我当时想:“这真是有趣。所有的传媒都聚焦于越南，而新闻界甚至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巴勒斯坦。”我知道可以卖一部这个题材的影片给日本电视台，我从中可以赚到很多钱。于是我们去了戛纳，之后，我们去了贝鲁特，我们与PP(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进行了联系。我们拍摄了我们在贝鲁特与各种人的访谈，这些人包括劫机犯、诗人 和小说 家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员。我们到了野外，拍了一个星期。那里有个处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及以色列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个地方据推测应该没有外国人来过。我们后来向约旦政府撒谎，说我们拍旅行片，于是获得允许进入了那个地区。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三个星期。我们在那儿碰上的最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上了一辆计程车，向前开着开着，计程车司机却停下车，对我们说:“我不能再往前开了。我家里还有妻儿要靠我养活。”突然间，游击队的出现让我们吓了一大跳，他们叫我们下车，让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们给他们看了贝鲁特人给我们的邀请函。于是，他们将我们带到山上，他们的首领问我们:“如果敌人来了，你们是抓起枪还是抓起摄影机?”我们当时在想，如果我们这样回答:“是的，我们会抓起枪”，那定酷毙了!(笑)他们收缴了我们的所有摄影器材，让我们参加训练，如是者过了三个星期。我们待在那儿的最后一天，我们开始拍我们想拍的东西。之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在晚上送我们下山。我们离开之前，我碰到了一个巴勒斯坦小男孩，他只有一点点高，但他却是游击队战士。每夜他都要和其他战士出去。他沉默寡言，不过我们可以用手势和他交谈。他给我看他的里面有张照片的颈饰，他告诉我:“我们的人民永远无家可归，将来某一天，有人会将我的颈饰送到我家。”这让我很震动:两天后我就可能回到我在日本的家，而这些人在为他们的家而战。我突然意识到，我通过拍这个影片来赚钱的举动可能是错的。我的责任是向世界传递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话。那晚他们将我们送下了山，我们到了叙利亚，在大巴士革过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了贝鲁特。早上，我看到报纸的头版全是照片。三天之前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人，全都或被抓或被杀。我非常震惊。那是次著名的战役，我记不清名字了，但他们都被以色列和约旦发动的联合攻击所消灭了。游击队一定知道这样的命运会降临，因而他们让我们逃出那座山。感谢他们，我可以活到今天。而我，原来想在那儿拍片赚钱，几乎差点在那里丧生。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可能也会被抓住。我回到日本后，清楚地知道影片应该讲什么，我也知道该讲什么。在去巴勒斯坦之前，我曾去过几次美国，但当我去过巴勒斯坦以后，美国就不再给我签证了。我放弃了去美国多年，不过在1997年我的两部影片将会在洛杉矶放映。我获邀访美，但仍不能获得签证。深作欣二去了，为我的缺席向观众致歉。我听到他说:“若松孝二并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微笑)

CS:我从所有相关的报道中了解到足立正生回到了中东去支援游击队，他在贝鲁特被驱逐回国，现被监禁在日本。

若松:有一阵子，我曾想过和足立正生并肩战斗。他说他要去战斗，我说我187也想去。我不能丢下我的朋友。但是他对我说:“你在日本继续拍电影吧。我要去巴勒斯坦。”而他从1975年起到现在一直待在那儿。1975年之后我去过贝鲁特一次。那是天底下我唯一可以获得签证去的地方，我应当探望足立正生和其他幸存的游击队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一直待在日本，你的心会变黑。到了那儿，我总是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似乎我变得更坚强了。这多年来成为我的力量的一股源泉。

CS:我想知道，70年代及整个80年代，你所拍的一些电影中，有多部影片的题材是实录类型的杀手和性犯罪影片，为什么会是这样?

若松:从巴勒斯坦回来以后，很多工作我无法再做。我的公司面临着警察的、监察的和政治上的诸多压力。我想拍一部人们会谈论的影片，于是我开始拍摄这些实录类型的影片。毕竟我也需要拍片谋生。不过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又开始拍摄主流电影

CS:你会如何去定义“粉红电影或是“罗曼一色情”类型的影片?

若松:如果一部电影被公众接受，那就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粉红”电影。它们可以视为是游击电影。粉红电影不过是用于摆在公众眼前，用以推毁人们的心理防线!我已经决定不再拍粉红电影了。1979年的《饵食》是最初的部。它之所以能拍出，是因为我看了鲍勃·马利(Bobmarley)在日本的演唱会;它让我兴奋莫名!他竟然可以唱成这样，仿佛抱着一把机关枪，唱着“起床!起来!起义!”电影中的角色对应的是我和足立正生。影片的主题 :如果有人将新观念带到日本，没有日本人会去听他们宣讲，而且，不管这种观念如何美妙，他们作为局外人水远是局外人。十年以后，当年所有的游行示威者全都死在了原宿，眼前这些愚蠢的孩子们对历史一无所知只是听着白痴一样的音乐，疯狂乱舞，醉生梦死。我实在不能忍受这种状况。即使是拍主流电影，我也永远都会尝试加入我自己的东西。最好的个例子大概是《我已做好射击准备》。主角甘愿自陷绝境，并在结尾被杀。隐藏于《我已做好射击准备》背后的含义是:每一个曾经参与过当年学生运动的人都背叛了自己，加入了建制的行列。“现实主义者们”进入了传媒，从事广告和房地产生意，他们已经将革命抛到九霄云外。但在我这部电影中，原田芳雄扮演的这个角色却从来没想过要投降。这种人永远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我从来没想到过要投降。前面所讲的那些背版了自己的激进主义分子们现在坐在一起回首当年黄金时代的行为实在让我恶心。“听着，小子!”我想说，“还有一些积极的激进主义分子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有必要讲出这些话。如果每个日本人都加入自民党，世界会怎么样?(笑)因为有世界的革命和日本的革命，世界才是一个较值得活着的世界。少数派的意见是重要的!但是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意见。他们会说“这些少数派的家伙太激进了，他们让人恶心。”不对!如果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上除了独裁者，什么也没有。打个比方，如果日本共产党出于某种原因掌握了政治权力，那么我会站在批评他们的一方!原因就是，想有一番成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进行创造的人，必须保持作为旁观者的角色，必须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并且说:“继续前进，别停止!”有些人具有与众不同的眼光，而当权者总是让他们变成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你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反抗，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充斥着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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