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的话语权-《纪录电影导演研究》

纪录电影力求真实地记录社会与历史，并希望通过“真实”赢得人们对现实的认知、思考与判断。正因为在羸得别人的信任或心灵的震撼时，“真实”的力量不可估量，所以，同剧情片相比，纪录电影具有更强大的话语力量。正如前文所说，真实的本质是它的多义性，人们只能通过影像来无限地接近它。因此，在对真实的表述过程当中，表述者决定以什么样的身份进行表述往往决定了表述者的表述方式，表述方式决定的结果可能是对构成现实的多种元素的深入挖掘，也可能是对其中某些元素的遮掩和隐匿。挖掘什么或遮掩什么则体现了表述者对现实的认知方式。表述的目的就是给这种认知方式争得话语权。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从新闻学的角度这样定义话语权话语权指的是人们运用媒介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格里尔逊的纪录电影正是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为国家的民主体制建立理想的话语空间，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替政府代言。美国传播学研究学者丹尼斯·K·姆贝在他的书中指出，“詹姆逊的“遏制策略”是指叙述就是把种封闭意识施加给它们所建立的现实上，突出对世界的某些体验而隐匿其他的体验的过程。叙述能够把“确定性”意识加之于社会行为者的世界，同时遮蔽现实由多种因素确定的方式……”①格里尔逊发现了这一点，他通过制作纪录电影——可以“唤起人们的信任和情感的”“生动的、富有感染力的”传播媒介——来实现他的政治愿望，即在国家建立向公众进行教育 和宣传的信息体制，从而实现国家民主制度的完善。于是，格里尔逊选择拍摄现实的原始素材，他将真实搬上银幕不只是为了像弗拉哈迪那样单纯地记录人类的生存状态，而是要把相关信息一一国家在变化当中的统一性传递给公众。格里尔逊选择渔民、邮递工人等这些公众的代表者来建构一个为公众熟悉的“社会行为者的世界”，然后通过诗意的表达方式，特别是镜头语言的感染力，以及二者结合而生的说服力，来传达“确定性”的意识。

影像的“真实感”“遮蔽了现实由多种因素确定的方式”。

由此，我们提出，格里尔逊是如何实现“遮蔽”功能的呢?从纪录电影的本体而言，格里尔逊隐匿了拍摄者的存在，通过影像为观众建立了关于真实的假设性前提，影像的再现功能以及全知的视角和诗意的表达使观众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就是真正的现实。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格里尔逊通过表现现实的影像建构一个话语空间，反过来，话语又在这个空间中阐释表现现实的影像。由此，观众就在认可这一空间的同时，接受了话语的阐释意义，并得到自我认同，这就是把握话语权的结果。可以看出，格里尔逊式的纪录电影是具有强势话语权的表达形式，拍摄者一厢情愿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而被拍摄者则没有发言的权利，这也正是我们在前文所指出格里尔逊的纪录电影为什么只能限于真实的表面，而远离真实的本质的原因。

格里尔逊式的纪录电影对话语权的掌控体现出意识形态的统治。格里尔逊正是要通过他的纪录电影为政府代言，满足政府的需要。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只要存在，话语权的斗争就会存在，在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的实践中，许多拍摄者并不愿总是受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机会表达他们个人的观点，于是独立制片机构出现，拍摄者把摄影机和简单的录音设备搬进工人的家中，工人们第一次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心声，而不再像《漂网渔船》或《夜邮》里的工人那样，被别人大加赞赏，自己却始终沉默。尽管这种表达最终让拍摄者加上了理想的光环，但是，我们说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争得了话语权。拍摄者努力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希望表达劳动阶层对生活 环境的真实想法，它并非像格里尔逊所描述的那样处处充满诗情画意、一派和谐的境地。

因此，搞清楚纪录电影的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她)又站在谁的立场表达着怎样的观点，才能把真实的问题搞清楚，也才能判断出纪录电影的社会价值之所在。也正因为此，那些为边缘人群、弱势人群代言，为他们在强势话语空间中争得话语权的纪录电影才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和价值。

比如记录同性恋人群的影片《银色之恋》(彼得·弗里德曼，199%年)真实地表现了两个同性恋者忍受艾滋病折磨的过程，其中表现了对死亡的恐惧对美好爱情 的回忆，对生命的眷恋等等人类共通的情感，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共鸣。而那些以个人视角拍摄的纪录电影所抒发的个人观点也往往超越意识形态的层面，而站在更高的人性角度来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比如路易斯·布努艾尔的纪录片《无粮的土地》(1932年)以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了西班牙乌尔达斯山区的贫穷生活。布努艾尔的镜头是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而解说词则完全是旁观者对死亡和贫穷无关痛痒的叙述，然而“冷漠”正是外界对这片“鲜为人知”的土地的态度，“死亡与贫穷”正是如此触目惊心又四处皆是。布努艾尔以个人的超现实主义视角表达了对人类问题的看法。他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让西班牙政府深感震惊，《无粮的土地》被禁映长达四年之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的纪录电影，据统计，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发展到上世纪40年代时已经拥有130多家非影院线放映公司，每星期发行放映的影片多达1000多部。可以说，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为政府牢牢地抓住了话语权，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挥。格里尔逊对纪录电影功能的创造性开发直到今天仍被各国政府部门广泛利用，而真正的纪录电影人对话语权的争夺也从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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