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威尔的世界》第四章：《证人》《蚊子海岸》（11）
《证人》和《蚊子海岸》引起人们对美国电影主题 模式、类型模式的重评价。英雄主人公的意识形态功能;英雄的个人失败;如果英雄不是他所要保护的社会的反映，那么英雄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都被重新估价。《证人有效地再现了约翰·福特式的边疆家庭和《搜索者》中疏离的英雄，但通过现代布景，它展现了一个当下社会，这个社会由过去的经验和类型电影中关于过去的神话共同形成。现代的布景加强了观众对于类型熟知的假定。我们以往看过的电影注视着我们正在看的电影，也注视着看电影的我们，“过去可以在反复吟诵和解释中不断复活，就像被查理和威拉德复活一样
英雄的暴力行为本应遵守商业片的原则，遵守西部片的传统，以及被犯罪包围的现代观众的正义的暴行原则。《证人》对这些期望的挫败迫使我们承认:对道德难题的传统解决办法在现代多元文化社会中已经不再合适了。
证人》宣布了在保护社会和家庭上英雄的无力。英雄对所依赖原则的遵守是他与普通老百姓的最大区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人英雄主义通过对里高级权威的顺从而实现，像布克逐渐融入阿米什人社会一样，英雄以这种方式被慢慢阉割。威尔电影中，英雄重新定义自己的行动，但却无法改变自己的角色。在完成任务期间他屈从于原则，这是观众和社会所期望的，但最后仍旧离开，不幸地，由于习俗教条。在几种他必须遵从的社会原则和类型传统中，布克迷惑了(像《危险年代》中的盖·汉密尔顿)，他展示了在现代(后现代)多元文化、类型混杂的环境中，要依照古老原则时，英雄行为的不可能。
《证人》表现了对西部片(社会被孤独的、疏离的英雄所保护)的重建，还融合了惊悚片元素和可识别的威尔特征的人物 。作为基于类型、拥有家喻户晓明星的娱乐电影，同时又作为艺术导演的个人风格作品，它没有令有预期的观众失望，如制片人精准描述的那样，导演达到了“混血儿”的结果，比有同样企图的《危险年代》贏得更广泛的商业诉求和成功 。文化冲突在脚本中的体现，题目对观看的行为的强调，以及用视觉构成和音乐来表现家族和性别给主角带来的压力，这些都表明了形式与内容的融合。娱乐电影范式与个人艺术贡献的联姻，彰显了威尔想要仿效好莱坞经典导演的愿望《蚊子海岸》引来相同的预期，但却由于它的人物特征和叙事方式令这些预期挫败。一次访谈中，威尔大致描述了他想谨慎地挫败商业、类型预期的动机
我欣赏他，就像欣赏莎士比亚的人物……那些有弱点的英雄，麦克白，奥赛罗，他们伟大的品质中有一丝发丝般的瑕疵，随着他们权力的增长，这道瑕疵越裂越宽……我想像着在许多层面上都激动人心，尤其有了哈里森，一个经典的英雄，他解决问题，他带着发丝散的瑕疵出发，这瑕疵也许变大，但随后被淹没并愈合，他们骑马路入夕阳，像约输韦恩在许多影片中那样。我那时想:“人们将会喜欢看他发展到另外的方向。”但显然，情况并不如我所料
对明星角色的误用导致观众的困惑和失望，仅仅由于福特出演埃里，人们一下就会期望一部英雄主义的冒险片。保卫家庭和社会时，布克英雄行动的妥协来源于他与其他文化接触导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他殖民的土地上除了自己的文化，埃里拒绝承认其他任何文化。然而，他在美国家庭内部所激起的冲突要强于他对这种社会、道德体制的保护。影片只留下英雄和家庭的概念作为理想，这种从西部片原型中再生的理想已被毁坏得太过严重，以至于无法提供任何振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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