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墨西哥政府封印五十年的纪录片重新浮出水面

原创： Veronica AtlasMovie

1968年那个反叛的夏天，学生奥巴多·洛佩斯·阿特切（Leobardo López Aretche）在墨西哥城拍下了抗议活动，离暴行近在咫尺，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和参与这场运动的同僚一样，他的大胆也让他付出了高昂代价。五十年后，他的电影才终于浮出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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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墨西哥政府，全面控制着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和院线发行，导致墨西哥城大批学生反对当局统治，挺身而出成为运动的宣传者。平面设计的学生设计了成千上万的视觉海报；航空系学生设计的气球能够将传送传单给下面的人群中；表演系学生，甚至是佩戴珍珠的中年人，也参与到公众活动的筹划，在人群中刻意表演预先演练好的戏剧冲突，引发人们抗议在一党政府下所遭受的镇压。执政党革命制度党（PRI）从1929年起就开始统治墨西哥，直到直至2000年选举落败下台，中间执政长达71年，到2012年才再次执政。

1968年时值墨西哥城奥运会，而这场盛会差点因为政治危机而夭折。大多数欧洲人都把1968这起事件，当作是法国风暴的另一个缩影，然而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只是世界大范围骚乱的一小块拼图。左翼运动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爆发，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巴西到埃塞俄比亚。

1968年夏天，墨西哥城爆发了一系列由学生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据报道，有多达60万人涌上城市街头，为工会成员争取更大的自由：言论自由、透明的民主进程和政治异议的合法性。墨西哥小说 家及知识分子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Macías）在事件过去的几年后写道，当局已经措手不及，尤其担心墨西哥奥运会的举办会把全世界的注意力转向这个国家。

政府在随后加剧了镇压。士兵占领了大学校园 ，数千人被政府逮捕并监禁。酷刑，殴打和枪击事件比比皆是，10月2日士兵和警察在公开会议上开火，新建成的三种文化广场爆炸。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负责策划了一场许多人认为预谋已久的大屠杀，造成多达400人死亡，多人受伤，学生运动最终在这场悲剧中落幕。这一切暴力事件集中发生在特拉特洛尔科住宅群，这一段血腥历史也因此得名特拉特洛尔科事件。

墨西哥学术和人权活动家塞尔吉奥·阿瓜约写道：“那个特拉特洛尔科的夜晚，将深深印刻在我们的个人记忆上，也将永存于我们的集体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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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负责记录下这场屠杀的是一位26岁电影学生里奥巴多·洛佩斯·阿特切，一个切切实实的理想主义者。1968年的那个夏天，他是会议上的重要人物 ，经常出入公共汽车和纪念碑之间，留着长发，蓄着胡子，胶卷在他的16毫米相机中无时无刻不转动着。

他带领一批电影学生计划了一个关于'El Movimento'学生运动的纪录片项目，从同年7月开始启动。他也获得了组织高层的信任，成为CNH（Consejo General de Huelga，总罢工委员会）高级组委会成员，同时代表著名的墨西哥电影院校Centro Universitario de Estudios Cinematograficos出席各个集会。大家所熟知的《地心引力》导演阿方索·卡隆曾就读于这所电影学院。

1971年，著名的墨西哥作家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发表了关于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的口述历史。书中摘录了一些有关阿特切的剪影，在一次CNH的紧急会议上，阿特切曾提出一条动议：“面对政府的尖刀和坦克，学生们应该用爱和鲜花来反击。如果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就朝他们、朝坦克投掷鲜花……”

最后这项动议被否决，那个夏天，警察入侵大学校园的时候，阿特切选择用相机替代鲜花来完成他的反抗。他在汽车后备箱上钻了一个洞，然后躲进后备箱，秘密拍摄街上来往巡逻的士兵，而他的朋友在闪光灯关闭的情况下在大街上巡游。

十月，大屠杀开始，他在特拉特洛尔科的广场上拍下了残忍的一幕幕。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当局仍然将之抓捕并监禁了数月。获释后，仅在学生时代拍摄制作过短片的阿特切开始制作他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呐喊》（El Grito）——关于反抗运动，关于大屠杀。这部纪录片在1969年完成制作，即遭当局封杀，70年代至80年代才在小范围播放，而首次出现在电视荧屏已经是1998年，时值PRI对国家的主权控制大势已去。

《呐喊》被视作墨西哥最重要的电影之一，墨西哥知名电影评论家豪尔赫·阿亚拉·布兰科称其为“是现存的对这场运动最完整、最连贯的影像见证，以当事人的视角深入探索事实，与那些恶意扭曲事实的媒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PRI在执政期间对媒体实行集体封锁，而且这种封锁一直延续到事件发生后的数年，阿特切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发声者。事件发生的当天，400余无辜的人们在三种文化广场被枪杀。而事件发生的当时，几乎所有墨西哥报纸都未曾报道过政府的罪行。“学生向特拉特洛尔科当局开枪，在枪战中仅有27人被杀”，新闻报道里都是这么说的。阿特切几乎可以说是唯一一位为政府官方辩词提供真实反击的电影制作人，当然，因此也面临着极大的个人风险。

这是一部粗厉而带有宣言性的电影，特别是对于一个局外人，它充满着怒火和苦痛，这种情绪只属于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个体。电影中大段的政治评论和旁白由著名的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撰写。

在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期间，法拉奇被墨西哥士兵三次射中，索性最后活了下来，她的目击证词成为反驳墨西哥政府的重要证据。两个小时的片长中，这部电影按照时间顺序层层递进得展现了这场悲剧的前前后后。电影由粒状镜头，历史照片和惨痛的现场录音拼凑而成，最大程度得唤醒了人们对于恐怖屠杀的血红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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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像一个恐怖故事 ，”罗贝托·波拉尼奥1998年出版的小说《护身符》（Amulet）中的陈述者如是说。1968年，14岁的波拉尼奥带着家人从智利来到墨西哥城生活 ，而《护身符》的灵感来自于发生在屠杀中的真实故事：武装士兵入侵大学校园时，女主角在厕所里躲了两个星期，最终幸存下来。 “特拉特洛尔科，”她在波拉尼奥的书里说，“这个名字将永存于我们的记忆。”她称大屠杀是一个“永不愈合的疮疤”。

和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战后60年代的墨西哥经济繁荣，政局稳定，1940-1970年间的墨西哥被史学家戏称为Mexicon Miracle（墨西哥奇迹）。而另外一些拉美国家在同时期却一度遭受着暴力和武力镇压的困扰。因此墨西哥吸引了大批移民，波拉尼奥的家人就是其中的几个。1950年到1970年间，墨西哥城的人口从300万增加至700万。

事件的发生地特拉特洛尔科住宅群建造于1962年，建筑师马里奥·帕尼师承“功能主义之父”勒·柯布西耶，用数十个街区的住宅群取代了城市北部破败的工业区，其中一些高度达到了22层，集中了数千户家庭，中央是一个宽阔的公共广场，也就是现在著名的三种文化广场。广场中央是重新修复的阿兹特克废墟和一座建于殖民时期的天主教堂，以完美和谐的方式将墨西哥的两段动荡历史在当下汇集。 该地区也是1967年拉丁美洲无核化条约《特拉特洛科条约》的签署地。

但经济的繁荣也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年轻人们和受过高等教育 的群体对PRI的专制独裁越来越不满。学生运动在1968年的7月与8月取得势头，政府曾试图与CNH的领导层谈判，但CNH一直拒绝墨西哥政府一贯采用的幕后交易，坚持公开对话。

随着运动的推进，逮捕行动更加频繁，分发反PRI传单或张贴反政府标语都被严厉禁止。一名青少年因为反政府的涂鸦被警方开枪打死。从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的残酷暴行对学生们的威吓程度。一位在场的外国记者表示，“在我的印象里，当时人们已经完完全全被吓怕了。”

1968年以后的岁月对参与过那场运动的人而言尤其艰难。 PRI之后仍然掌权，并且统治了数十年。许多人认为下令镇压学生的是当时的内政部长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ia），他在之后的1970-1976年内任职墨西哥总统。在任内，他因自由化的改革而受到拥护，他的改革放宽了有关言论自由的法律，并为电影业提供了国家资金援助。

然而，仍有数十名学生被关押在监狱，其中的学运领导人罗伯塔·阿凡达·马丁内斯（Roberta Avendano Martinez），谈到了这个国家在屠杀事件发生后留下的变化。 “好像整个事情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我的许多朋友已经结婚，回到了他们的家乡，现在运动已经结束，他们结交了新朋友，而我却感到仿佛离他们很远。”

1970年7月，也就是大屠杀和运动失败之后的消极年代，阿特切在完成《呐喊》之后不久便自杀了。学生运动被彻底压垮，PRI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压制着有关大屠杀的言论，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仍然是30以下。卫报当时刊文称，经过仔细调查，这个数字大约为325。

这种官方保密的政治传统无疑会迫害《呐喊》这样的项目。在阿特切去世后的70年代，由于媒体对大屠杀的沉默激发了信息之争。塞尔吉奥·阿瓜约说，这一出悲剧孕育了新一批“教授，记者，活动家，劳工组织者或职业政治家”，他们延续着那场运动的价值观，重建过去，将它们传达给后代” 。

1989年出现了第一部以大屠杀为背景的自费电影——豪尔赫·丰斯的《红色黎明》（Rojo Amanecer），故事发生在特拉特洛尔科大楼的一个公寓内，各种人物为了躲避大屠杀藏在一个小空间里。

但是，直到2000年PRI失去权力之后，该事件的真相才真正得到清算，有关文件目前已被解密，2015年墨西哥城回忆宽容博物馆还举办过大屠杀纪念展览，而新修复的35毫米El Grito影片拷贝已经在墨西哥城和国际上放映。

令人遗憾的是，阿特切本人却未能有幸亲眼见证《呐喊》的解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