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美国民歌传奇》我的伍德斯托克(1)

如果你问我:美国民歌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叛逆。

本书写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前面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资料也都是来自书本。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笔者打算向读者介绍一下美国民歌的现状。下面就是笔者参加第40届费城民歌节时写的一段日记 的节选，把它作为本书的结尾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2001年8月21日，星期二

直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要去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参加第40届费城民歌节( Philadelphia Folk Festiva)。早就听说这种民歌节是现在唯一还能体会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那种气氛的音乐节，每次看见录像带里那些年轻人在泥地上滑行玩要，我心里就痒痒，后悔我妈晚生了我二十年。民歌节的地址是在离费城一个多小时远的一个名叫“施文克斯维尔”

( Schwenksville)的小城，开车来接我的是个胖厨子，留一板寸，话不多，声音粗鲁，我俩瞎聊了几句就没词儿了。他大概想调剂一下气氛，就把一盘磁带推进带仓里，立刻，一阵熟悉的音乐声便响了起来

这是他们哪一年的演出?“我问。

1975年，金门公园。

“你有很多他们的盗版磁带吗?”

“那当然。我有一哥们儿……”我们于是开聊。我知道他叫丹(Dan)，但人们都叫他芒格( Mango)，一个电视剧中的大力土的名字，因为有一次搬东西时他一个人把一台冰箱抗在了肩美国有句俗话:天涯无处无“死头”。这话再一次应验了。

来到了营地，天已经黑了下来。下了汽车，我立刻就闻到了一股新鲜的青草味儿，听到了四周围无处不在的蟋蟀的叫声。一天以后我对这两样东西的感觉就迟钝了，可现在一想起民歌节

这两样东西立刻就会出现在我的感觉系统里，就好像王朔记忆中的部队大院烧荒草的味道。

我是民歌节的志愿者，给我分配的地方是民歌节的采购部下属的Q分部，专门负责给其他部门运送常用生活 物资，以及管理民歌节唯一的百货商店。来到Q分部的帐篷区后，我发现这里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模样的中年人，普遍身材肥胖，普通美国人大概会把他们叫做“红脖子”(Redneck，是对于乡下人的蔑称)，但他们都很热情，见了面就称兄道妹，显得特别友好。我来到Q分部时，那里正在举行一个篝火晚会，人们围坐在火堆周围，一个老妈妈正在弹吉他唱歌。她唱的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词听不大懂，但旋律优美 。她闭着眼睛，早已沉醉在歌声中，手指却准确而快速地弹着伴奏，要不是就发生在眼前，我真的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刚才还在厨房里忙碌着，现在却在为大家演唱一首优美的民歌。老妈妈唱完后，轮到一群孩子表演诗朗诵。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生，有几个女孩相当害羞。他们朗诵的大都是自己的作品，语言稚嫩，内容天真。在他们朗诵的时候，会有几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主动为他们打着手电筒，那景象真的令人感动。

参加完Q分部的篝火晩会，一个大胡子医生带我去露营地。这是一大片草地，那天晚上已经搭起了近百座帐篷。我被安排入住的是一处名叫“加拿大"(Canada)的营地，入口处是一座红白相间的尖顶帐篷，足有八米高，直径有近十米，顶上有一面加拿大国旗随风飘扬。帐篷中央点着篝火，烧的不是木柴(在露营地里禁止烧木头)，而是一罐液化丙烷气。人们围坐在周围，有人在弹着吉他唱歌，也有的人在聊天。见来了新成员，几个小伙子立刻出来迎接，并帮我把帐篷支好。这时我才发现有点冷，一个名叫托比(Toby)的男孩听到我的抱怨，立刻跑去给我拿来一个睡袋，说是自己带来备用的，硬是要借给我。这个托比今年二十一岁，没有正经工作，一直在干杂活。“明年我打算去读大学，蓝领工作挣钱太少了。”托比对我说，“不过，新工作一定得保证我每年的这个时候能休一个星期假，我从一生下来就来参加费城民歌节，至今一次没有落下过。

安排好了住处，我来到了主帐篷，立刻就有很多人主动来和我搭讪。这里的人和Q分部的不同，全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大家根据身上衣服的多少围成了两圈，穿得少的坐在离火很近的草地上烤火，衣服多的则坐在外围的一圈野外专用折叠帆布椅子上。火边那个把头发染成红色并粘成辫子的姑娘名叫西娅(Thea)，她上身只穿了一件比基尼，下面则是一条有许多口袋的短裤。她身上的饰物很多，手指上带满了银戒指，舌头和肚脐上都穿着环。十个脚趾被涂成紫色，脚踝处有一个纹身，画的是一对正在做爱的男女，但却有一支长箭从两人的身体中间穿过。克里斯坐在她身后，正在给她按摩。他是个面相憨厚的年轻人，擅长按摩，那天晚上不断有姑娘来找他，他也来者不拒。在两人边上躺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她也穿着比基尼，身材娇小纤细，腰部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胸部却很丰满。她下身穿着一条紧身的碎花长裙，长及脚踝，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睡在岸边的美人鱼。

另一边，一个留着披肩长发的男人在弹着吉他唱歌。他唱的是一首CSN&Y的《南方十字星座》( Southern cross)，这是一首选自他们1982年出版的那张不太有名的专辑《再次天明》(Daylight Again)中的歌曲。在唱到重复部分的时候，许多人开始一起跟着合唱。突然，一个浑厚而又甜美的女声加了起来，立刻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我回头看去，发现唱歌的是一个梳着男孩般短发的姑娘，她上身也穿着一件比基尼，身材略有些胖。她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眼睛特别的大脸上的皮肤细腻，被篝火照得通红。我很快就发现，这个名叫简(Jen)的姑娘是个和声天才，不管什么歌，主唱一开口她就能恰当地唱出和音来。许多歌曲她都能背出歌词，如果不会她就唱啦啦啦，效果也出奇地好。当年的和声之王戴维·克罗斯比大概也不过如此吧。后来我知道，她已经结了婚，是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的妈妈。她的父亲 是一个唱民歌的高手，一直是费城民歌界的活动积极分子。

正在这时，外面又走进来一个背吉他的男孩，名叫比尔(Bi)，是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二十岁的年轻人。比尔个子很矮，但有一张非常英俊的脸。这个访客一开口，大家就一阵欢呼，他的嗓音高亢嘹亮，很有感染力，更出色的是他的吉他，特别有力量。我仔细一打量，才发现他弹的是十二弦木吉他，这种吉他声音比六弦吉他响得多，泛音也更为丰富，有它在，帐篷里其他那些六弦吉他就立刻相形见绌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铅肚皮”一定要弹十二弦吉他了，只有这样的乐器才配得上他那洪亮的嗓音。

我没法形容接下来的那几个小时给我的感觉。比尔的到来把“加拿大”的气氛一下子带动了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合唱的阵营。大家一首接一首地大声高唱，不会歌词的就跟着哼哼。他们唱的多半是一些大家熟悉的民歌风格的歌曲，但却属于那种不太为公众和流行音乐电台熟知的作品。比如，我没有听到过“西蒙和加芬克尔”，PPM和詹姆斯·泰勒，更不用说约翰·丹佛和卡彭特兄妹了。我却听到了许多鲍勃·迪伦、“感恩 而死”、CSN&Y、伍迪和阿洛·格思里、“乐队”乐队和乔尼·米切尔等老嬉皮士们最爱的艺术家的歌曲;我还听到了琼·奥斯本、梅利莎·埃瑟里奇( Melissa Etheridge)、南希·格里菲思( Nanci Griffith)、特蕾西·查普曼( Tracy Chapman)、阿尼·迪弗兰科( Ani difranco)和苏姗·维加等新女性创作歌手的作品。唱完民歌风格的作品，大家又开始大肆改编摇滚乐歌曲，什么“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恐怖海峡”乐队和“涅槃”乐队等等一起上，想起什么唱什么。还有人把朋克也给改编了，比尔就把“绿色日子”( Green day)乐队的《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Time of your life)翻唱了一遍。那个朋克女孩西娅也站起身，用吉他伴奏唱了一首听上去很不错的民谣歌曲，唱完后她说:“这原来是我的一个朋克哥们儿写的朋克歌曲，我把它给改编了。”

说实话，我原本以为自己听的民歌已经很多了，可那天有一多半歌曲我要么从来就没听过，要么就是想不起到底是谁唱的。即使我知道的歌曲我也记不住歌词，没法跟着唱，只能在唱《大黄出租车》时跟着唱“鸣……啦啦啦啦”，在唱奥斯本的《潘萨克拉》(Pensacola)时跟着唱“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呀呀呀!”我突然感到有些沮丧，同时又感到一丝兴奋:我原本以为美国民歌不过如此，可现在我终于知道，还有许多未被我发现的宝藏等待我去挖掘。

当然，这只是我偶尔产生的一些念头，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感到无穷无尽的快意。我坐在篝火旁的草地上，黄色的火苗烤得我舒舒服服，头顶上是众多喉咙和吉他发出的悦耳的声音，它们被帐篷顶反射回来，好像来自天堂。我感觉自己轻飘飄的，像是在做梦。我觉得自己终于又回到了国内那帮爱音乐的朋友中间，终于又找到了失去已久的热情。

凌晨四点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困得快不行了，只好站起身回去睡觉。我摸黑来到了帐篷前，脚步声和手电筒的光亮一下子惊起了十几只蚂蚱。我费了些时间把它们通通赶走，这才钻进了帐篷。因为我没带垫子，坎坷不平的泥土把我的背硌得很难受，潮湿的泥土让我感到一阵阵寒意。托比的睡袋真的救了我一命。

真的躺下了，却又睡不着了。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的脑海里浮想联翩。主帐篷里的歌声清楚地传了进来，不知什么时候又来了一个小提琴手，他们就顺势改玩爱尔兰吉格舞(Jig音乐，热闹非凡。我实在懒得再爬起来了，就躺在帐篷里听。大概又听了一小时，终于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