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选择你的人生-《为生命而阅读》

本文摘自威尔·施瓦尔贝《为生命而阅读》

有时候会听见人们这样评价一本书，“那本书拯救了我的一生”。

近来，我偶然发现一个讲述书籍真正拯救人生 的故事 。事实上，里面涵盖了好几本书，但是其中一本书的作用比其他的大：一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蒂芬•埃德蒙•莱希（Stephen Edmund Lahey）所作的《约翰•威克里夫传》（John Wyclif）。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约翰•威克里夫（经常写作威克利夫），哲学家及神学家，其理论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脱离天主教的关键，其哲理 帮助建立了英国国教，为了刻画他的周围环境，本书探索了英国在十四世纪的文化和知识环境。此书是伟大中世纪思想家系列的一部分。

这本书拯救的人是一名二十一岁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学生，名叫杰森•德弗斯（Jason Derfuss），他运气非常不好，在大学图书馆的那天正好遇到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同校毕业生，极度偏执狂，他在图书馆开始开枪。德弗斯后来告诉NBC电台的网络记者：“不敢相信我居然活下来了。”他说他开始听见一声巨响。“我立刻就知道那是开枪的声音，我慢慢转过身，看到一个拿着枪的人跑向另一名学生，并向他开了两枪。”一切结束前，持枪人已经向七人开过枪，包括德弗斯，伤了三人；其中有一位二十一岁的学生，现在腰部以下瘫痪。几百名学生把自己堵在了图书馆里，或者惊慌逃走；最后，持枪人拒绝放下枪，警方击毙了他。德弗斯回到家，他打开他的背包。“我拿出一本书，看见书页全散了。我开始检查书，我朋友在末页发现了一颗子弹。”子弹穿过了几本书。截停它的那本是写威克里夫的书。

与之相似，一本书——或准确来说一部和书厚度一样的手稿——拯救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性命。1912年10月，罗斯福在竞选活动中被人开枪射击了两次，但是他放在外套兜里演讲 的稿子减缓了子弹速度。他还有一个金属的眼镜盒，挡在了他的胸膛和持枪人之间，无疑这也有所帮助。罗斯福被枪击时正在去演讲的路上，虽然他知道受伤了，但是他意识到子弹没有穿过他的肺，所以他决定进行演讲并等待医疗。他的开场白是让人们“尽量保持安静”。然后他还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刚刚有人向我开了一枪。”他继续说道，“那一枪足够杀死一只公麋鹿。但还好我带了手稿，大家现在知道我的演讲会很长，且里面有颗子弹——子弹穿过了手稿——可能手稿阻止子弹击中我的心脏，救了我一命。现在那颗子弹还在我身上，所以我的演讲不会很长，但我会尽最大努力。”

一本关于健康的书救了人们的命时，他们常说的是拯救性命。如果你的胆固醇特别高，一本帮你减少坏处、增加好处的书很可能救了你的命。我相信所有实用书籍都曾帮助救命：航海技术书籍教会迷失的水手怎样通过星星导航；野外生存书籍告诉你哪种蘑菇不能吃，怎样吓跑一只饥饿的熊；一本医学百科书帮你判定你是假生病还是需要赶紧去医院。

还有一些救命的书如布莱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的《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Just Mercy：A Story of Justice and Redemption），他是一名律师，是反抗大规模监禁、种族不平等和死刑的英雄；通过这本书，史蒂文森讲述了通过一个死刑案件帮助他阐明美国不公正的故事。还有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的《忏悔》（The Confession）这类小说 ，讲述了一个无辜的足球明星在死刑前四天的故事。它是我读过的最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之一；它也是对死刑的一个毁灭性控告——不仅因为其非人性，也是因为其应用和实施的不公平性。如果美国最终废除了死刑，被拯救的性命在某种程度上要感谢这类书籍。

然而，人们说这本书或那本书救了他们的命，他们通常指在精神上。救命的书可能是让读者意识到她并不孤单，或者给予她希望，或者在她极度需要欢乐时给她带来欢乐，或者让她知道以前从不知道的道路。

我收到读者来信说他们认为成长时世界上没人喜欢自己，或者认为世界不给他们时间，不给他们一席之地——直到读了一本书，否定他们的想法。鲁道夫•阿纳亚（Rudolfo Anaya）的《保佑我，乌勒蒂玛》（Bless Me，Ultima）、玛娅•安杰洛（Maya Angelou）的《我知道笼中的鸟儿缘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斯蒂芬•奇波斯基（Stephen Chbosky）的《壁花少年》（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路易丝•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爱药》（Love Medicine）——这几本还有其他无数书籍让读者感受到帮助，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如果书中有一个角色能让读者联系到自己，会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每本书都能与每个人共鸣。不需要是回忆录或传统的文学小说或诗歌 ；我听过这样的评价来自各类书籍。爱情 小说、科幻小说、奇幻小说、叙事小说、图片小说，甚至非小说类书籍——都可以拯救生命。

有书救过我的命吗？我认为更准确地说，像詹姆斯•鲍德温的《乔凡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这类书籍帮助我选择了我的人生。如果不是因为我读过了这些书，我会选择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 。书籍拯救了我的人生。

阿扎尓•纳菲西（Azar Nafisi）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A Memoir in Books）是一本讲述书籍改变人生的书，这本书也拯救过生命。在伊朗革命和伊拉克入侵伊朗土地后与伊拉克战争之前、之中及之后，纳菲西一直是伊朗德黑兰的一位老师。这本书开始写了她在1995年辞去在伊朗最后一个教师职位后组织的班级的故事。她邀请了七名学生，全是女性，每周四到她家讨论文学。她写道：“讨论的主题 是小说和现实的关系。”纳菲西和她的学生阅读经典波斯作品[《一千零一夜》（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和西方文学[《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后来，她们读了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她们确实读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丽塔》（Lolita）。纳菲西是一名近期发表了纳博科夫相关书籍的学者，所以她们读纳博科夫的作品也很自然 。

纳菲西确实意识到用《洛丽塔》来教育 革命后伊朗的年轻女性可能有点奇怪。她写道：“我让你想象我们，想象我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本关于一个男人为了占有和迷惑一名十二岁女孩，间接导致她母亲夏洛特（Charlotte）的死亡，并诱骗她做了两年情人。你被迷惑了吗？为什么是《洛丽塔》？为什么《洛丽塔》在德黑兰？”

很快我们便知晓了答案。

纳菲西向她的学生解释《洛丽塔》这本书“与极权主义视角格格不入”。她与年轻女性讲述小说中“残活的蝴蝶”的强大，探索“受害人与看守人之间不正当的亲密关系”。但是在某一天，她的一个学生，密特拉（Mitra）问了一个问题，让她停了短短一天。

“密特拉一边伸手拿糕点，一边问了一个困扰她多时的问题。为什么像《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这类哀伤、悲剧的故事——会让我们快乐 呢？阅读一些不好的事情时感到快乐难道不是罪过吗？如果我们是在报纸上读到或者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会有相同的感觉吗？如果我们写下我们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生活，会让读者快乐吗？”

纳菲西仔细思考了一晚上，她得出答案，等不及要和她的学生分享。她写道：

我说到，纳博科夫把每部伟大小说都称为童话。好吧，我同意。首先，让我提醒你们，童话里有很多可怕的巫婆，她们会吃小孩；有恶毒的继母，毒害漂亮的继女；还有软弱的父亲 把孩子留在森林里。但是魔法来自于善良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屈服于马克菲特（McFate）加在我们身上的限制和规定，纳博科夫如是说。

每个童话故事都提供了超越现有限制的潜力，所以从一方面来说，童话给了你们现实给不了的自由。在所有伟大小说中，撇开小说中呈现的残酷现实，都肯定生命，反对生命的转瞬即逝，这是一个基本的反抗。这一肯定存在于作者采取通过自己的方法复述现实以掌控现实的方式中，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会骄傲地宣布，每件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一次庆典，都是抗争生命中的背叛、惊悚和不忠。形式的完美和美丽反抗主题的丑陋和不堪。因此，我们喜爱《包法利夫人》并为艾玛（Emma）哭泣，我们贪婪地阅读《洛丽塔》，因为我们为孤儿女主人公的卑微、粗俗、诗意和肆无忌惮心碎。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本身在很多方面是一本伤感 的书，书中马克菲特之手触及了每个人。纳菲西描述了她在早期生活中如何失去所有的安全感：前一分钟她是著名政客、德黑兰最年轻市长的女儿，在瑞士上学（虽然她说学校很可怕）；后一分钟，她必须回家，因为她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之后四年，她家“被告知，她父亲要么被杀掉，要么被即刻放走”。她还讲述了几年里，伊朗革命后惩罚性的社会和知识限制造成前途光明的学业脱轨。纳菲西被怀疑成为西方文学的学者（尤其是因为她在欧洲和美洲接受过教育），还有更普遍的原因：她是女性。别人告诉她，她必须遵守“新规”，包括戴“头罩”。她不会遵守。所以她丢了工作。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她被“排挤”。

我们在整部书中相遇，杰出的年轻女性被陷害、被关押、被虐待，教育被否定，被迫结婚，被追捕。在某处，纳菲西描写了一个瘦高的年轻女性莎娜姿（Sanaz），她之后在周四早上的课程中出现。她悲痛欲绝，泪眼婆娑。最后，她坐了下来，身旁放着茶和水，另一名学生试图用笑话来缓和气氛，之后，大家知道了发生的一切：

她的故事不陌生。两周前，莎娜姿和她的五位女性朋友去里海边度假两天。在第一天，她们决定去拜访她朋友的未婚夫，他住在附近的村庄。莎娜姿再三强调，她们穿戴很得体，戴着围巾，穿着长袍。她们都坐在外面的花园里：六个女孩，一个男孩。屋内没有酒精饮料或不可取的磁带或CD。她似乎在说，如果有这些，那她们受到革命卫队的惩罚理所当然。

然后，道德部队的“他们”拿着枪过来了，跳过矮墙，让他们惊讶。他们称接到举报说有非法行为，想要搜寻周边。这些年轻女孩都穿着得体，所以不可能因衣着批评她们；相反，其中一名护卫讽刺地批评她们“用她们的西方态度”注视护卫。尽管如此，护卫没发现任何不妥，这些女孩仍因为“违反道德”全被抓入特殊监狱。

她们被关了两天——在一个“又小又黑的房间”，里面还有瘾君子和妓女。“虽然她们反复请求，仍未得到打电话给父母 的权利。除了固定时间可以短暂离开，去洗手间外，她们只能离开房间两次——第一次是去医院，由女性妇科医生做童贞测试，这位妇科医生让她所有的学生都观摩了测试。护卫们不相信医生的判定，还带她们去了私人诊所做第二次检查。”

“简单审讯”后，她们“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认她们没有犯的罪，并接受二十五鞭惩罚”。

因为莎娜姿在长袍里穿了T恤，看守她的人“开玩笑说……她可能感觉不到疼痛，所以多打她几下。对她来说，童贞测试的侮辱和被迫签署认罪书的自我厌恶比身体的疼痛更难以忍受”。最终侮辱她的是，她父母同她兄弟认为她太自由了，不应该在没有男性的监督下单独出行。

纳菲西写道，她“放不下莎娜姿和她的故事”，她回忆，“我记得这次事件和我在伊朗生活时的很多其他事件一样。”她写道，这些故事和人们在她离开后写下来或口述的类似故事，成了她自己的记忆。

然而，正如这些故事变成她自己的故事一样，她阅读和教给年轻女性的故事也变成了她们自己的故事。《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和她们读过的波斯经典作品一样，成了这些年轻女性的故事的一部分。

在最后，我们了解了部分女性的故事。有些移民去了加拿大、美洲和英国。其中三个继续在德黑兰见面了一段时间，讨论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写“电影、诗歌和她们作为女性的生活”。

在她写作的时候，伊朗发生了些变化。但是，无疑这些年轻女性的生活改变了——变化源自于她们读过的书和有过的讨论。至于她们读过的书有没有拯救她们，你得问问她们才行。

“然而自那时候起，伊朗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位学者告诉我，“不是因为制度变得更善良更温和了，而是因为人民——尤其是妇女，年轻一代的妇女，以及投入的积极分子——不断通过在公共场合及私下质疑和违反规则给制度施压。”

自纳菲西讨论期间起，已经有两波革命运动。“是的，他们失败了，或者被打压了，”这位学者解释道，“但是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影响了伊朗人民如今生活、阅读以及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表现的方式。”

我经常在改变或拯救你的生命书单中看到《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它是其中的一本。我向认识的每一个人推荐这本书，特别是怀疑老师、作家、书籍能带来影响的人。

读了纳菲西促使我寻找其他伊朗现代作家，将我带向其他作家，如莎纳许•帕西普尔（Shahrnush Parsipur）和穆罕默德•道拉塔巴蒂（Mahmoud Dowlatabadi）。他们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就像纳菲西为她的学生打开大门一样。她还鼓舞我多读一些纳博科夫的作品。

一本书不必厚得能挡子弹，不必降低你的胆固醇，甚至不必是社会善良的力量，虽然成为力量时是无穷的。它只用是一个基本的反抗：肯定生命，反对生命的转瞬即逝。它只需是你恰好需要的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