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摩尔纪录电影中的政治化倾向与真实性讨论

3.3.1迈克尔·摩尔影片中的政治化倾向

就在美国的主流理论界还未能给新纪录电影的衍生和支流做出完整的定义时，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电影因其强烈的政治偏向和主观评论色彩已经被贴上了“个人化政治纪录片”的标签。

从摩尔的个人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秉持的“左派政治倾向”由来已久。在拍摄纪录片之前，摩尔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左翼新闻评论杂志的编辑。

纪录电影使摩尔的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观念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附和声，纪录电影是他表达自己观念最成功 、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安娜·米西埃克认为，摩尔的这种思想倾向源于作为一名左派激进分子他将自己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且其所有的电影活动都实践着美国左派哲学支持者安东尼奥·葛兰西①理论的激励。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精英们最重要的作用是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表明:大众传媒是具有国家性质的机器，但它不监狱那样以“压迫”来进行统治，相反，它要通过制造意识形态的“认来实施对受众的统治。同时，大众文化也不仅是表现为一个单方面的力量支配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妥协和对抗的领域;不仅包括获得霸权的努力，而且包括对各种霸权的抵抗。也就是“为了使民众相信并付诸行动，知识分子应当批判性地陈述社会问题，并将其置于易于理解的形式中”。①简单地概括就是:知识分子应当通过批判地阐述社会和政治问题来提高大众的觉悟，而大众媒介是促进大众觉悟、认同宣传者传播的意识形态的最佳工具。

尔将社会两极对立的概念引入并体现在他的每一部纪录片当中:《罗杰和我》中失业工人与托拉斯企业的矛盾;《科伦拜恩的保龄》中政府允许公民拥有枪械的政策让军火商人和寡头政客们发了财却让许多无辜百姓白白牺牲了性命;《大家伙》中大企业通过联盟和垄断的形式压榨工人的工资甚至裁员;《华氏9/11》中政治寡头与恐怖组织的勾结导致了一场无谓无结果的战争，并使得穷人的孩子在战场上送命。

摩尔跟踪拍摄其第一部著作《如此裁员》的售书现场编辑而成的纪录电影《大家伙》以摩尔面对书友的一次现场玩笑式的演讲 开始:“我明白政治家在接受贿赂时是否会有选择……我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那些特别邪恶的团体——一所以我自己也成立了4个这样邪恶的团体:让银行给每个户头存上100元，然后捐给每个总统候选人。所以多尔收到了来自名为撒旦团体的资金赞助，克林顿收到了名为美国大麻邪会的100元贿赂，帕特收到了帮人堕胎邪会的100元，罗斯佩罗特收到了恋童癖邪会的100元……哦，我们生活 在一个如此恶心的时代。”摩尔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所谓上层精英阶层通过剥夺和削减大众的基本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摩尔这种带有强烈个人主观色彩的嘲讽在其第一部纪录电影《罗杰和我》中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倾向:当弗林特通用公司制造工厂宣布裁员并关闭工厂后，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纳德·里根来到弗林特，摩尔在影片中这样解说:

“就在这个萧条的时期，罗纳德·里根抵达弗林特，还带了12名失业工人去吃比萨饼。他说他有个好主意，如果大家愿意试一试就都会有工作了。”

采访当地工人们:“他说如果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找工作，比如得克萨斯州或者南部的一些地方。可我的儿子和丈夫都在弗林特。”“我们虽然是小人物 但是不想靠政府救助过活。但是他要我们表态支持他的想法。”

摩尔的解说:“这个美丽的12人午餐唯一的污点在于，里根走出饭店大门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邀请的客人们付账。”在《罗杰和我》影片的结尾处摩尔以解说词这样证明他的观点:“在新的世纪快要来临的时候，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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