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报告

加入这个优秀的团队，与众多优秀的队员一起，从策划到实践，完成了这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调研活动，受益匪浅，感受良多。

前期准备工作中，我先后主要参与了选点和问卷设计的工作。由于是新接触新农合，所以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自己也积极地阅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以扩充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为工作更顺利地进行打好基础。在进行选点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不是把统计软件运用地更加熟练，而是对”数据会撒谎”这句话的认识更为深刻了。若只看数据，不联系实际，常会得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若过分追逐指标数据的指向性，不能有效地结合实际分析，则几乎找不出符合条件要求的地点。问卷设计过程也是一个头脑风暴的过程，先是众说纷纭，然后采各家之长。历经多次讨论，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更为全面，但这种做法却会使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确定问卷初稿后，由于正值期末考试时期，未能及时从团队其他成员那里获得反馈信息以及让指导老师进行修改，导致直至临行前一天才最终把问卷确定下来，过于仓促。还有另一个比较无奈但更为严重的专业性错误，就是没有努力想办法争取条件对问卷进行预调研。后面实地调研中出现的众多问题都与这个错误有关。理论上的东西很容易就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往往还是会把错误”明知故犯”，很是值得反省。

实地调研十天，基本上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行程紧凑而有序，每个人都积极认真负责，团结合作，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每个地方都是分两组展开调研工作，每组分别负责两个镇的走访，工作效率得到很好的保证，但是总体感觉在这期间两组成员对调研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所思所想交流地还不够。随着调研的进行，问卷设计的问题也随之一点点地暴露出来。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我们及时采取了一些修正补救措施，如增加问题答案选项的设置等，但更多的问题则是使我们无限感慨预调研的重要性。很多实际情况都超出了我们当初设计问卷时的预想情形，如留守在家的以老人居多，造成问卷的受访对象也以老人居多，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够畅顺；大部分农民的思想比较保守，对于疾病就医、收入花费、政策评论等话题都较为忌讳，加之面对的是一群陌生人，更是难以敞开心扉，造成我们常常只能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或者所谓的答案实际上并不是农民的真正想法。后面走访政府相关部门和医院虽然也常遇到热屁股贴冷板凳的情况，但还算是从官方角度了解到了较多的有关当地新农合的信息。这次的逐户入户调查还让我感受到沟通技巧的重要性。如何迅速友善地说清楚到访目的而不会让农民们产生防备心理和抵触感，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问题阐释清楚，如何在访问过程中使农民对我们逐步建立起信任感，亲切感，将访问演绎为互动交流的谈话。针对不同的人，问题先后顺序的把握不同，问题阐释的方式不同，问题的详略、延伸与否也不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问卷完成的时间、流畅程度与质量，当中大有学问。

此行走访了两地四个镇，实地了解了新农合在两地的落实情况。就政策本身而言，农民们是拍手叫好的，但一到了执行落实层面，依然是难逃中国式政策的顽疾，问题多多，不尽人意，农民们想要能真正切身感受到新政策所带来的福利与保障，道路仍然很漫长。下面则是之前思考和整理的几个问题：

1. 新农合宣传远未到位，大部分农民（尤其是未曾报过销的）对新农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所谓有宣传的村镇最多也只是派发传单，却未想过留守农村在家的大部分都是老人，而老人们又大部分不识字，或是在新农合缴费的时间村干部上门收钱时顺便讲讲，却不知这样只给村民留下新农合就是每年每个人要交20元钱的印象，新农合=交20元钱。大部分地方实际上是等于没宣传，到缴费时间就直接通知农民到村委交钱就了事。在由大队或村委统一拨款缴费参合的地方，农民对新农合的了解程度尤为偏低。

2. 新农合参合是以自愿为原则的，然而在不少地方是以村为单位统一代农民缴交新农合参合费用，如从村民的分红、征地补偿款或农业退税等中直接划拨部分出来作为参合基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做法，于村委及相关政府部门，参合率很轻松就能提高达到指标，完成任务，于农民，每人参合的金额不多，即从分红、补偿款等中扣除的金额不算高，便能获得一定的医疗保障。虽然绝大数农民对此做法无异议，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办法有异议，钱未经他们手，扣除了多少金额，扣除的金额数目对不对，有没有切实用于参合基金等，他们都无从所知，村干部说如是便如是。这是一种变相的强迫自愿，实质上是与自愿为原则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这又涉及到参合基金在实操运作过程中的公开化透明化以及监管问题。

3. 农民对新农合中出现的问题投诉无门，缺乏诉求表达的渠道。农民淳朴求安稳的天性是普遍维权意识不高的主要原因，即使吃了亏往往都是忍忍就过去，他们觉得医药费有得报销就已经不错了，而不会去深究到底能报销多少。而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即使想投诉，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再者能获得处理解决的几率小之又小，这就等于又打压了农民们本来就不高的维权意识，导致农民们对现状对发现问题的不满永远只停留在口中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