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物那些事儿

作者简介：沈志荣，文史爱好者。秀洲区油车港镇栖真村人。原秀洲区油车港镇中学退休教师，现被聘为政协秀洲区第四届文史研究员。喜欢把家乡记录在行走的文字中，不忘乡情，记录点滴。

改革开放至今整四十年了，在那不算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曾拥有过的那些物儿与涉及到的那些事儿总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值此我将与我生活 息息相关过的电视机、电扇、自行车和手表的那些事儿一一说来与君分享。

电 视 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视机刚面市，尚未普及。在一切讲求配给的计划经济年代，电视机只有单位才有机会分配购得。记得毛主席逝世那刻，好在公社政府机关唯一的那台19吋黑白电视机能连续多天对外开放，我们才有幸目睹了有关毛主席治丧的实况。

1976年9月18日那天晚上，那台电视机索性被搬到公社礼堂后面生产队的晒场上，搁在用乒乓桌和几张办公桌搭起的简易台上，约有3米多高，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怀着无比崇敬和悲痛的心情 通过电视观看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的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

不算大的晒场被黑压压的人群挤得满满的，估摸有近千人，好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掩鼻而泣，就连平时好热闹的小孩都安静了下来，氛围特凝重。

电视机还未“飞入”寻常百姓家，别说农村，就是城里人家也不是都能拥有的。

记忆中，我担任民办教师不久，学校里组织教师去杭城听课取经。有位同事的舅舅在杭州市粮食局工作，据说还是副局长身份呢。一天晚上设便宴招待了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老师。晚饭后，我们又有幸通过电视观看到了全国各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实况转播，尽管电视机小得可怜，才9吋，倒是彩色的，但我们也算一饱眼福了。

“四人帮”粉碎后，一系列被禁锢已久的戏剧电影通过电视、广播或电影陆续与观众见面，经历了精神粮食极度贫乏的“文革”年代，早已看腻了那几部样板戏的人们急切盼望能有全新的局面出现。

这期间老版《红楼梦》《梁祝》《天仙配》等戏剧的重开禁，《渡江侦察记》《洪湖赤卫队》《烈火中永生》等电影的又面世，乐坏了男女老少，只因久逢甘霖啊！尽管公社电影放映队会安排到村放映露天电影的，但一月一场地轮流还真满足不了大家的观看欲望，好在某些单位陆续购买了电视机才得以安慰。

人们得空时常会打听哪儿有电视机，哪天有好戏好电影看，多巴望自己有台电视机啊！

村里头，购买电视机我是比较早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手头一直颇为拮据的我咬咬牙买了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这可乐坏了左邻右舍，我的小居舍每天被人壅塞得水泄不通的，天色刚凑暗，大人孩子不约而同地提着小板凳，早早地来占座位了。

到了星期天晚上屋子里更是坐不下了，就趴在窗户外面看，直到电视主持人说了“再见”，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撤离。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渐好转，电视机在我家已经陆续更新过好几台了，款式也不断翻新，从黑白到彩色，14吋到52吋，凸面的到平板液晶的。

现在是城里乡下两头住，平时为了带孙辈住城里，有3台电视机；周末住乡下，老夫妻俩也有电视观看。尤其现在网上搜索，频道多多，任你挑选，精彩连连。真是今非昔比，幸福 满满。

电 扇

好几年前的一个三伏天，年届八旬的老哥来向我借闲置着的电扇，我急忙取来给他，说给你好了，我们又不用。兄弟四人数我老哥境遇最差，出道最早，老境最寒惨。年轻时在生产队干活是个有名的好把式，只因我家兄弟多，房屋少，作为老大的他相亲成了难事，最后成婚的嫂子能力也差，所以尽管勤奋持家，孙子都出道了，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他最小的亲弟弟，平时竭诚尽着手足之情。

说起这电扇还是80年代的顶尖品牌——“海鸥”电扇，凭票买的。这还得说说那时我们的居住条件，父母 一辈子拉扯大我们兄弟四人不易。1976年分家时， 这个大家庭15口人，一口大铁锅不够一家子用饭了，年迈的父母再也难以支撑这一大家子，只好分家。每个儿子分得一前一后的两进房屋，那可是耗尽了老父母一辈子的艰辛，两老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为儿辈营造苦窝。

说是两进深的，实际上就一前一后即一大一小的两间，前进那间大的由内墙一分为二，前半间做厨房，后半间老父母住了；而我结婚住的是后进那间又低又窄的小屋，20平米都不到，且是靠西边的，一到夏天墙壁烫如火烤，那个热啊没得说了，往墙上浇水、挂草帘子都无济于事。

女儿今年38岁了，出生第二年正赶上三伏天，太热了，又低又窄的房间实在难容七八个月大的孩子安睡，孩子不时哭闹；我又不舍像自己小时候那样随便让露天睡了，咋办呢？每天晚上我只能抱着她在狭小的弄堂里来回踱步，希望能吹到点落弄风换来孩子的片刻安宁。

记得某天来了客人，我特意跑学校里向我老师家借了电扇用用，但效果也不理想，因为房间太小了，扇出的都是热风。女儿三岁那年终于搞来张票子，买了这电扇，后来异地翻建了稍大点的住房，再后来翻建成现在的楼房。如今住城里，因为有了空调，这电扇渐渐淡出，成了难忘的记忆……

自行车

上个世纪60年代，农村里很少见到自行车。我有个老师是嘉兴城里人，爱人在勤俭路上的五金交电公司工作，当时他“近水楼台”购得一辆市面上很行俏的永久牌自行车。

有时（很难得）他骑着那辆名牌“永久”颠簸在崎岖的乡间泥路上，这夺人眼球啊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有人拥有了私家小汽车。到校后车子刚停当，他便端来水盆拿起抹布细心擦拭，直到锃亮方休，同事们常笑他惜之胜若“老婆”。

客观因素往往会令人思变，我家离单位很近，5分钟就到，走着上班还可健身。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任职的栖真乡中学迁址到集镇东首三里许的怀家埭，我这才购置一辆大雁牌自行车代步。

说来颇感欣慰，我是在爱人带教下学骑的自行车，学会后的第二天就骑着到相距八里多远的杨庙走了趟亲戚，很有成就感。

1993年-1996年连续3年的高师自考，我与同事常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去文昌路的嘉兴教育 学院参加考前辅导。辅导多安排在暑假，期间屡遭洪涝，水深过膝，漫漫长纤路（旧称，现叫正原路）简易狭窄而不平，出马厍过了庙下桥就得下来趟水而行，有些路段甚至必须车骑肩上，推车过了高峻的秋泾桥方可骑车前行。

有次考试入考场，监考老师是个有点迂腐的老头儿，见我们裤腿儿卷过膝，脚穿拖鞋的装束，说这哪像个考生，要赶我们出去，在我赶忙说明原委后才罢。真是城里人不知城外事儿啊！

这辆自行车不仅帮我代步，更重要的是成了我载物的运输工具。1992年我将平房翻建成楼房，之前水泥预制的建材钢筋，全赖骑着它驮来。那时教师工资待遇很低，要想造楼房谈何容易（前面说过我是分两步建造的，先平房后楼房）。

不得已，我想到了废钢筋再利用价格会便宜些，打听到嘉兴三官塘边（现在的三元路）有个废旧钢筋回收站，即骑着自行车到那儿一咨询说可以调济。我就利用周末时间拿着建筑师傅给的预制线材图纸，依尺寸一一丈量取其所需；有些是废弃了的成型预制品，就借了钢锯或断线钳，拆卸后过秤购来；然后将其绑定在自行车上一趟趟地往返数十里路运回家，记得总共走了5趟。

现在回忆当初之不易，想想都有点后怕：一是乡间路况差，狭窄而崎岖难走处只能推行；二是自行车带钢筋，且都是不规整的旧料，多不安全哪！

手 表

1975年是我担任赤脚医生的第二年，大队会计将一张手表票递给我：“小沈，这是手表票，考虑到你工作的需要，大队领导班子商议票子分配时我提议给你留的”，接过票子我欣喜万分，拿回家向父母一说，两老及三位哥哥说“必要的，手头再紧也要买啊”，老父亲 二话没说将刚卖的一窝苗猪款交给了我。来到嘉兴勤俭路的第二百货公司，我付上125元，将这款新近推出的19钻上海牌手表喜滋滋地戴在了手上。当时按理说怎么也轮不到给我买的，论读书，数我读得最久；讲出道，我挣工分又才一年，而哥哥们都是生产队里出道很久的全劳力，可他们毫无怨言，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啊！

对于手表暂且不论日常生活中需要它，就说作为赤脚医生这份特殊工作更得用到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血吸虫病猖獗，根据上级医疗卫生部门要求，各大队合作医疗站按实际情况每年农闲时都要安排收治几批血吸虫病人，每批次病人少则数十，多则逾百，每期10天左右。

医疗站里人手很紧，就我跟两位大姐，既要照常门诊，又要忙于为收治着的血吸虫病人查诊发药。为了记载病历，记录好病人的心率心律情况，我只能手拿闹钟听诊，直到有了手表方解脱。

有段时间上级医院下来普查血吸虫病患者，发现患有加杂症的病人很多，为方便收治就将地点下行到基层单位。我两次被抽调参加了由南汇地区医院著名血防主治医师领衔的、澄溪与栖真两公社卫生院联办的血吸虫病加杂症病人的治疗。

记得一期在栖真茧站，另一期在澄溪的杨溪大队。应用的是锑剂疗法，该药物毒副作用较大，查病诊治期间，监测心率心律是丝毫马虎不得的。那时这等规模的收治，就医疗条件来说还是很简陋的，像心脏监测仪那样的治疗仪器是不可能用上的，全凭医者用心听诊去发现病人心肺功能出现的蛛丝马迹，作为助手的赤脚医生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跟着主治医师学到了不少听诊的技术，期间手表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然这块手表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直用到手机替代了它，现在我把这手表与儿子为我老夫妻俩买的那对依波情侣表放一起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