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事件彰显价值冲突
提要：三鹿事件的背后，是中国社会重大转轨时期，价值观变革的激烈冲突。现代国家都把公民的个人生命、权利、平等放在首位。民本主义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建立已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强国刻不容缓的选择。
令人惊异的是，这次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三鹿集团竟在上午10时立即发表声明称，其奶粉严格按国家标准生产，并曾委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全部合格。
但是，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卫生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随即介入调查后，该集团在当晚21时又发表声明，宣布召回全部问题奶粉，数量竟高达700吨！
三聚氰胺（melamine）是一种用于生产塑料、化肥和清洁洗涤剂的化工原料，由于能提高检测时的蛋白数值，过去就有人把它添加到出口饲料中。去年美国政府就曾强烈指责说，他们那儿数千只宠物的死亡，是由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中含有大量三聚氰胺。尽管美国人把家里的狗啊猫啊看得像自己的儿女一样，但中国人一时还找不到这种感觉。那件事情后来似乎被淡化为贸易磨擦而未能引起我们足够重视，至使这种毒素终于被用到了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
后来曝光的故事，用“触目惊心”远远不够了。三鹿集团竟早在今年三月就已知道他们的奶粉被三聚氰胺严重污染。但他们的选择是矢口否认，并启动“危机公关”封杀所有当事人和新闻媒体。这方面他们很有经验，四年前处理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时，榜上有名的他们就曾大获全胜，其成功手法甚至被作为经典“危机公关”案例在网上广为传颂。
三鹿，这个中国最大的奶粉企业，把有害奶粉的消息整整隐瞒了六个月。专家指出，三聚氰胺导致婴幼儿肾结石的时间是三到六个月。这六个月的延误致使目前就医患儿数量高达五万两千多人（据卫生部），其中上百人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三人死亡。
更令人惊异的是，当三鹿集团终于在8月2日向地方政府报告此事后，石家庄市政府不但继续向公众隐瞒，而且不向省政府报告。向公众隐瞒真相，似乎是中国地方官员们的习惯动作；但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向上级隐瞒真相，其风险之高很容易估量。最后的结果是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主管副市长等全班落马。（陪他们一起下台的还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那么，当时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这很值得分析。
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持有三鹿集团43%股分的新西兰恒天然（Fonterra）乳业集团。三鹿董事会中就有三名董事来自恒天然，按说，三鹿和恒天然是一根绳上拴的俩蚂蚱，是最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理应“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是，当恒天然在8月2日得知此事后，一直要求三鹿集团立即公开信息，并对产品进行正式召回（official recall），而三鹿集团只愿进行不声张的贸易召回（trade recall），拒绝公开召回。其后，得到了三鹿报告的石家庄市政府也持这个态度。
这件事最终惹怒了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她断然下令，直接越级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中国外交部9月9日收到新西兰驻华大使的投诉，比中国媒体曝光此事早两天。据此，克拉克总理说，我们是事件的揭发者，我们揭开了盖子。（当然，我们中国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新西兰政府和恒天然集团仍未能逃脱反对党绿党（Green Party）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认为他们本应更早些向公众公布事情真相。
三鹿和恒天然，以及石家庄市府和新西兰总理府，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完全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呢？我认为，价值观的不同，是根本原因。
国家、政府、官员是干什么的？大家都说：是为公众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看来，这是一个共同的、普适的标准，无论中外，大家都高度统一。
但是，只要把这个标准具体化，什么是为公众、为人民服务？如何为公众、为人民服务，后面的内容就不大一样了。
今天，现代国家都把本国公民的个人生命、权利、平等、自由和尊严放在首位，这就是所谓人文主义价值观。在中国乳品业911之后，这些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几乎所有主流国家都在彻查本国的中国乳制品，遍及各大洲的国家相继宣布禁止中国乳制品进入。而中国对此不可能再提任何异义。因为，如果其他国家的产品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也会这样做，过去欧洲出现疯牛病时，中国也这么做过。显然，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中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过“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事实上“民本”从来只是口号，而“君贵民轻”则从来是中国的实际。不过，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最终也一定会逐步和世界各国一样，走上“民贵官轻”的民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道路。
然而，中国的发展，由于一百五十年前西方列强的入侵，走上了更曲折的道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百年屈辱，迫使中国最终只能选择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寻求政治解放。一个像一盘散沙一样的弱势民族，为反抗几乎无比强大的对手，不得不以自己最严密的组织，最英勇的牺牲作为代价。因此，建立以英雄主义为基础的威权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历史的必然。
实现了政治解放的中国，后来又面临全球化经济发展上的强大压力。在资本、技术、金融、管理和创造性优质人才等等全部优势都在对方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寻求经济发展，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我们只能主要通过高强度、低成本，劳动密集的人力资源投入，来积累财富。因此，“先生产、后生活”，“先增长、后民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建立追求财富增长的产业主义价值观，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样，我们看到，无论在政治革命时代，还是经济起飞时代，威权主义价值观和产业主义价值观就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重产轻民、重财轻民、重权轻民，重发展轻民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思维惯性。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文士，都会有意无意把威权主义价值观和产业主义价值观当作他们遵循的指针。
汶川地震后，文化界大名人余秋雨曾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说他们的孩子都成了菩萨，他们不应再“请愿闹事”追究什么豆腐渣工程了（见余秋雨新浪博客）。另一位小名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则填词《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说，由于有了党和政府的关爱，有了军队警察的救助，遇难者是“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见齐鲁晚报）。两位学者文士的言论引爆全国民众愤怒，痛斥为“马屁学者、无耻文人”，其激烈程度恐怕是两位完全想不到的。其实，究其根源，作为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这只是他们头脑里固化的威权主义和产业主义价值观的自然流露。在那个时代，党高于一切，组织高于一切，国家和社会高于一切，个人是最渺小最渺小的。牺牲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想，他们还真不是要给谁拍马屁、捧臭脚，以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也没那个必要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那种价值观，确也和五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
这次奶粉事件，中国企业家精英的表现，自不用说，绝对是把企业的经济利益放在民众的生命和健康之上。突现出中国部分大型企业领导人社会责任感的严重缺乏。但这后面，难道不是长期存在的精英至上、财富至上的产业主义价值观在起作用吗？
至于石家庄地方政府，他们的这种表现，则完全是他们政绩至上、产业至上、地方发展至上、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他们本能地就想掩盖这件事情，他们本能地就不想让公众知道真相。在他们头脑里，肯定不乏为地区发展作贡献的热情、决心和智慧，但其中民众的位置，恐怕只有很少的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