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法律人的愿景:不再有“迟来的正义”-心得体会

发布时间:2020-07-25 14:27:57 来源: 心得体会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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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聂树斌因犯故意杀人罪及强奸罪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21年后的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聂树斌案”的决定,理由为“认定被告人聂树斌犯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无法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自2005年聂树斌案出现“一案两凶”的事件后,直至今日,法律才给了聂树斌一个“真正受到公正审判”的机会。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小编的内心是复杂的。近年来,念斌案、陈满案、呼格案等一起起冤假错案的曝光和平反,让小编为法治进步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不禁有这样一个疑问——过去的侦查和审判实务的正确率到底有多少?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无法探知,只能等现实对历史的检验,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严重地侵犯了人权、破坏了公权力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威严,是长期存在于侦查实务中的一颗毒瘤,必须要制定有效的法律去打击这种不良行为。刚好小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便是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关的问题,因此今天借此机会谈谈小编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认识,它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却事关全人类的利益。
      在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非法证据的概念。通俗来讲,非法证据就是侦查机关以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其中“违法”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为标志。正因宪法权利是一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获得的证据才得以主张排除,即使此时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它的法理基础在哪里呢?刑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惩治犯罪吗,为什么用证据获得的非法性去否定其真实性是合理的呢?除了前面提到的维护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保障人权,也在于一个深深存在于法律人意识中的法律理念,即程序优先原则。就我国而言,“重实体、轻程序”是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传统,更有“不打不招”这样的刑侦手段流传至今,更可笑的是这招竟然屡试不爽,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了像刘胡兰这样的革命烈士,所以自古便有这样一个成语,叫做屈打成招。 
      其实,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西方国家刑讯逼供的历史也是自始存在,但为什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起源于英美,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先意识到程序正义某种程度上比实体正义更重要——若程序是正义的,那么结果即使是不正义的,也是合理的。因此,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如英、美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程序,且运行良好(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即细究起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因为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已经对英国的统治感到极为反感了,这种情绪也可以从众多美剧中窥探一二)。而中国呢,“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大众思想,“命案必破”的口号以及破案率对侦查人员的困扰,势必会使一部分侦查人员“剑走偏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侦查人员都以这种心态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无疑就是已经事先给他们扣上了“十恶不赦”的帽子,剩下的,无非就是“你说出来的都是我想要的”。所以,小编实在不敢想象2010年以前的侦查讯问实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这里要提到2010年呢?因为正是这一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前者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两者合称“两个证据规定”),使得非法证据的排除真正地有法可依了!党和政府终于决心要铲除这颗毒瘤了,真是喜大普奔!更值得欣喜的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程序,不仅扩大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也扩大了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等等。但无论是两个证据规定,还是新刑事诉讼法,仔细研究下来,都可谓是治标不治本,这个问题也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及反映。那么最根本的是什么问题呢?答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角度上来说的(私以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性规则已基本确立并完善,但如果程序性规则运行不善,那么实体性规则必然得不到很好地实施,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程序优先于实体的重要性)。 
      现行法律规定,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及是否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绝对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法律规定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还应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实践中,法官会以“被告人无法提出有效证据证明其遭受过非法刑讯”而拒绝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当然,其中原由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法官这个群体,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因此,有学者主张取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即一旦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官就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这种做法也是深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影响。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一般程序,即当事人在庭前规定的期限内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由负责法律审的法官主持审理(英美法系国家实行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分离,法官负责法律问题,陪审团负责事实问题),并在审后即时作出是否排除争议证据的决定,以集中精力在事实审中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提高庭审的诉讼效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比较发达,90%以上的案件都不会进入正式庭审中,因此法院的压力会小很多,自然有能力对被告人的请求“有求必应”。但反观我国,法官的办案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动辄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势必会导致审限的延长,进而导致大量案件积压,诉讼效率低下。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牺牲公平正义去换取诉讼效率的提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前会议制度”以及设立的预审法庭,都有能力向美国科学而发达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靠拢和转化,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在把握实践规律的基础上积极造就良法之治了。 
      回过头来,为什么聂树斌案值得被探讨?即使这次再审他被改判为无罪,对他而言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21年前他便已成了枪下亡魂。即使聂树斌的母亲申请并获得了国家赔偿,可是对她也没有任何意义,21年前她便以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但是聂树斌案的平反却对责任追究、法治进步有着重大意义,以法律严惩相关责任人员、对侦查人员起到必要的警示和威慑作用,并进一步加快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程序,杜绝“刑讯逼供”等滥用公权力的现象再次发生。 
      今天说了这么多,小编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在简单剖析某一个法律问题,更是站在社会人的角度来表达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今天的言辞可能有些过于激进,又虽然根治这一社会毒瘤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作为一名法律人,小编真心期盼——愿所有的正义都不再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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