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老校长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座秘密之库，而我的心中，也有一个时刻向往着的美好圣地——中国的通商口岸之一绥芬河。尤其近年来，通过各类媒体的报道，我已知晓了绥芬河市，她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对外物资贸易集散地，这更给了我极大的欣慰与鼓舞；我面向东方，虔诚地遥祝绥芬河，企盼她今后能更加丰满窈窕、婀娜多姿、日益兴旺发达。
一九六0年，我通过社会统考，考入了当时校址设在绥芬河的牡丹江铁路运输工程学校，被分配在经营一0五班。记得那时，小镇绥芬河的规模委实是很有限的，铁路北面仅是一座不很规则的小山城，而铁路南面，除了有一座甚为孤零的小发电厂外，再就是几片极不连贯的、灰白色的俄式旧房子的村屯了。如果再远一点，那就是农田、草甸子、河流了。
走出火车站，迎面便是当时全镇最为辉煌的建筑了——那是百货公司。只可惜它的使用面积，又实在是太狭小了，其格局就显得十分窄巴。而且更因为彼时的人口过于稀少，所以每日里，基本上都是无人去问津它的。这倒使那些营业员们格外清闲了，她们可以一边工作，还一边打毛衣、唠闲嗑儿什么的，啥事都不耽误。那时尚未实行私家买断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等等，不太讲求经济效益，他（她）们的工资是一定的，而对于商店的收入多少，是不太在乎的，她们守着铁饭碗，的确是好混饭吃。
我们的学生宿舍，是在火车站与机务段之间的那座很有名气的“大白楼”里。那原本是当年苏联专家们援助中国时的栖身公寓。条件是相当不错的，真可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上下水儿齐全。但也同样因为它的实用面积有限，它也只能供我们住宿；而每届开饭时，我们就得跑到火车站北面的一所大空房子里去，那里便是我们的食堂了；等到上课时，我们则又是要走到在铁路俱乐部下面的两栋红砖房里去。当时，我们每天就都是要这样跑跑颠颠地打游击，很不方便的。并且即便就是这样，如果偶尔遇上全部学生都开课时，那教室仍然是装不下的，那么我们就还得再串动课程，翻过一座小山头，奔波到山后面的那所小镇子里去，那里另有一座俄式小木楼，我们就在那里听课。
其时，正赶上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全体公民大挨饿，人人都饿得眼睛发蓝，这就更苦了我们这些，正在发育身体的丫头、小子们了——到现在我的个头儿也一直都没有长高，我总在怀疑，这一准是我当年挨大饿，造成我营养不良，才导致我这样拿破伦的吧？
食堂里除了数量不多的高粱米、苞米面外，再就是瓜菜代了。最艰苦时，学校竟用玉米瓤子或柞树皮研成齑粉，做成一拿就散花的黑面团子，以这些柴草愣让人吃下去，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与折磨。大作家莫言，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曾提到过他小时候挨饿的情形，我与他是同龄，但他并不知道，其实那时，全国还有许多青少年同样也在挨饿；他后来写出了好文章，成了大作家，而我只是跟着挨了饿，却始终没能写出好文章，这很遗憾。旦愿这样的日子再也没有了，一去不复返了。在以后这些年来，我确实再也没有受到那样的磨难。
饥饿的开初阶段，学校还能为我们买来些掺着马粪的大头菜碎叶子聊为蔬菜。而等到再后来，就连这些也没有了。厨师们只将咸盐与凉水倒进锅里，烧开以后这就算是高汤了。而那油与肉，是一概都没有的。这倒也很让那些厨师们省了许多事，他们从此再也用不着什么用武之地了，也用不着比赛任何烹饪技艺了，那一切在调剂伙食方法上的顾虑，均可以免除了。不是吗？真理已经摆在那里，因为任何行业上的竞技，对于操作者说来，那都是要有压力的。
正由于我有了那样一种经遇，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我就早已创造出了一条，自以为是的格言 ：人们在酒肉餍足之时，尽可以摆出一副道貌岸然之态；而人若在罹临饥肠辘辘之际，却又会变得没了礼义廉耻——正因为饥饿难耐，我们这些仍要食人间烟火的年轻人，被逼不过，就设法去偷窃附近生产队里的冻土豆、大头菜根子（人家还要留着喂牲口哩）；回来之后，将这些东西切割开，放在炉盖上烙得半生不熟，真正地外焦内嫩，然后便匆忙地生吞活剥下去了。一个个弄得手脸黢黑，正煞似那传说中的，修炼得道的老狐仙一般，真的，我们早已没了莘莘学子们的那种温文尔雅之气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另一面，所以我们却也常常能受到女同学们的青睐——她们有的就偷偷地对同伴们嘀咕说，瞧，别看他们男生弄得灰头土脸的，可人家真比我们强，他们的肚子里，已经是很充实的了。而我们就总这样，掐着瘪肚子挺着，这多难受哟！
记得我们的正校长姓齐，他原在铁路局里当处长，因为开办我们这所学校，他才被调来当校长的。他人微胖（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太胖的人），又对谁都十分和气平易，是个挺不错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副校长姓田，他身材消瘦（正符合了当年的时代背景。而现在许多重新拍摄的电视剧，记述革命斗争的场景，大多数演员都有些失真。最叫人觉得不可信的，就是演员们个个都体态太胖。试想想，如果那时候的革命者们，他们都能吃得那么肥头大耳的，那么他们肯定也就不用再去费那个事，铤而走险地去闹什么革命了）。田校长他戴副近视镜，性情极其爽快率直，怎么想就怎么说，他一直把我们这些学员，当成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听说他十六岁上时，就在牡丹江铁路系统里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的公开职业是个扳道员（原来他和当年样板戏里的李玉和是同行呦），敢情他还是个老革命哩。
面对这种严酷的形势，这可真是把他们都给急得够戗。后来就是经过这齐、田二位校长的细心商定，为减少饥饿对我们的消耗与折磨，尽量降低活动量，他们就亲自来到各个班级里通知我们说，从今往后，早晨一律停止上早操了，大家尽量多休息一些吧。大家可一定要挺住啊，难关一定会克服的！现在想来，那也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也真是难为了他们。记得他们每当走进一间教室，每当说完上面的那段话之后，他们的眼圈，就都是红红的；田校长就要摘下一次眼镜，擦擦他的眼睛的。
呃，我那两位可尊可敬的老校长啊，我一直都在怀念着您们。但由于以后这些年来，我个人的生活 条件始终也不富裕，我就从来亦没有去看望过他们一次。更可惜的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他们可能早已都双双作古了吧？我十分想念他们。
这里还有个情形是，又因为我在读铁路中学时，就染上了一种挺不好的坏毛病，那就是，每当空闲下来时，我就总是喜好搞点搬文弄墨之类的破名堂。在那吃不上喝不上的条件下，我还是依然坚持着在写点小东西，时常就在哈尔滨铁路局的《前进列车报》以及《牡丹江日报》上发表出来。此外，我还爱好拉拉手风琴、玩玩二胡、京胡什么的，这样我就和周围的人们，都混得人缘还是蛮不错的。比如当时就有三位女性，一直在我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导致我这大半生中，也一直耿耿于怀，时刻不能把她们忘记、抹掉。
第一位大姐姐，是我们教室上面，那铁路俱乐部里的工作人员，她大约能比我年长五六岁，一张粉红的面庞，极是妩媚动人的。她原来的爱人是机务段里的火车司机，可不知为什么他们离了婚，这是他们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她在俱乐部里，专门负责画电影广告，居然能将那彩照上的电影人物 ，照着给画得惟妙惟肖，真是像极了，确可堪称为一位大手笔（当然，那仅是我那时的审美认识水准）；我就一直把她看成是大画家，对她是虔诚恭敬的。她还能将俱乐部里的一台钢琴，时而弹奏得如暴风骤雨，时而又弹奏得似涓涓流水，我课余时间也就常去向她请教。我们彼此交往得更熟了，她也总是像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样，对我格外热情周到。直到有一天晚间，人们都走了，她突然把门关上了，双眼里蕴含了颇多意义地对我说，现在人都走了，你陪我再多坐一会儿吧。
我心里一惊，忙问，你还有话要对我说吗？
她微笑着回答，当然有了。
我站在地上说，那你就说吧。
她说，你坐到我床上来吧，你认识我这长时间了，都有些什么想法？
我，我……我一时被她给问愣了，就说，真地没有什么想法。
她又微笑着说，人们都说，音乐可以沟通情感，难道在你我之间，这说法就不适用么？
唔……我旋即明白了，但我当时就更有些害怕了，我尤其觉得她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对我不适合。我当下就说，大姐，我们马上就要就寝了，我得回去了。
她又定定地望了我良久，一动不动的，一直等到我走出门外，她才在我的背后说了一句，唉，你哟你，小源子！你以后还会再常来么？再之后，我还分明听到她于屋内又传出来一声重重的叹息。
是的，倘若事情发生在现今，我定会欣喜若狂地向她奔过去的，一把搂住她，亲近无限、亲密无限。是的，因为现在的我，早已是没有过去的我好了，因为我已失去了过去的纯正与洁净（这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这样几页短短的篇幅，实在是难以详细诉说清楚的，敬请鉴谅）。
大姐姐啊，您现在在哪里，您还好吗？……
那第二位女性，是当地铁路卫生所的一位司药。她比我大四岁，一张白净端庄的面孔，如梨花带露般地诱人。我又因为在中学里，还曾正赶上过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那时我们那些学生，夜间就都要睡在土高炉旁，天气又冷又潮，我由此落下了关节炎，我便常要到她那里去取药。后来，她曾主动邀我到她的屋子里去坐坐。我也就听话地进去坐了。随着我们的不断交往，后来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友好了。
那一日，她问过我的病情之后，就凑到距我极近的位置上，温情地问我，绥芬河这里怎么样？
我答，挺好的。
她一双美目又一开，接着问，人呢？
我已预感到了什么，就说，也都挺好的嘛。
她再进一步追问，全好？
我仍答，当然，全好。
她就突然正色道，哼，我看你就不好。
我接下来就想设法绕过这段难关去，就说，对……我有关节炎嘛。
她马上又说，看你，总不说正题儿，都说些啥呢？……那我就给你用热毛巾敷敷吧。
我忙摆着手说，不了，不了，别费那事了，我该回去上课了。我感到她的职业，不如我们班级里那些女同学的专业更令我感兴趣。
她怔怔地望着我，一直瞧着我离开了她。
我匆匆忙忙地走了，再也不敢回头。
可惜，在以后的流年岁月中，没料到我的整个罗曼史，竟然是一部悲哀史，我的家庭细情，我也就不想多说了。总之却使我每当一回想起与她的交往时，我这心里就特不是个滋味儿，我就极想狠狠地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想起她，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姐姐，此生请您原谅我吧！……
第三位是我们班级里的一位女同学，与我同龄，名叫许凤英。她身体健康，一双眼睛虽不大，却绰具精气神儿的。后来，我们班级里的男女同学，都开始搞对象了，我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员，就也什么都不能例外，就也相跟着整体的步伐而急急跟进了。
那时，我们学校还要经常去农村生产队里支农劳动。许凤英的家，就住在绥芬河本镇里，她便常能给我带来镰刀、锄头之类。其时，尚没什么高科技农具，这已经给了我极大的支援，她对我真是情谊不薄。又因彼时正值灾荒之年，人们都吃不饱，可她却还能常常给我带来几只烀熟的土豆、苞米什么的，这更是对我雪中送炭，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恩赐哟。当我们的情谊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她曾满含热切地对我说，等我们毕业了，你就留在这里吧。
我更是求之不得地说，这还用你说么！
她又向我身边靠一靠说，我们俩挣工资，一般是不会挨大饿的（那时，人们总是将温饱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
我更加积极主动地说，我会主动干各类家务活儿的。
她便羞涩地说，去，你坏，那是你应该干的！
我则十分兴奋地说，可不，我就是愿意接受这份活该哩。
她又继续说，我哥嫂都在工务段上班，真要有了大困难，他们也会帮助我们的。
我乐得没治了，就大声说，对，这可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呃！
她立刻止住我，说，哟……你可小点声吔！
可惜后来，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困难高峰不过，我们的学校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只好被迫关板儿打烊下马了。我们这帮丫头、小子们，就都只好作鸟兽散，去自讨方便了。我也就只好再次返回到我的故乡 北安市，并已没了职业。事后我虽曾经给她哥哥去了两封信，却一直没有见回音。我能理解她哥嫂的心情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都没了职业，我与许凤英的交往，已无甚实际意义了，我也就只好作罢。我眼望长空，哀哀自忖，哦，我们原来是没有这缘分哟……
我再没旁的办法了，于一九六四年，正赶上劳改农场招收知识青年，我便硬着头皮去报名上山下乡了，从此走上了与当年邢燕子、董加耕等人一样的光辉路程。但是我后来自己努力得不够，我没有创出一如他们那样的辉煌业绩，听说他们后来都晋升为地、市一级的大干部了，可我却完全不行，一直是个平头百姓，原地踏步，再次深感遗憾……只是我又经过几次工作变动后，竟然于无意中沐猴而冠，就走进了公安行当。但我这一生又极欠缺安身立命之素质，实在没整好，瞎说了大半辈子实话，这就挨了大半辈子不说实话人的整治，更有几位顶头上司很不欣赏我，因此这就造成了我这一生的悲惨结局是：当了一辈子警察，却没能混上个头头儿当；做了一生业余作者，却没能整成个专业作家干干。一直是两手空空，却已一头白发，始终是我们警察行当中的一名大头兵，恰恰是武大郎儿盘杠子，上下不够天儿，两头都不沾，全白忙活了，正是啥也不是那一伙儿里的“这一个”，这就算是没辙了。仅于一九九0年勉强加入了省作协，聊胜未入吧，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只是我毕竟也曾歪歪扭扭地发表了一点根本就算不上是文章的劳什子，有时我也就窃自暗想，我是否亦可忝列于作家之行列了？这纯属是我自我感觉良好的后遗症，太过狂妄了。
冷静下来想一想，写作之路漫长，的确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飞逝的时光如同一声暂短的叹息。但我仍能常常回忆起我那两位可尊可敬的老校长，以及那几位我心中的女人啊，我一直都在想念着您们呐！
一晃,我已庸庸碌碌地混过了大半生。改革开放之后，我听说绥芬河已然腾飞了，经济形势异常好。兴奋之余，我曾给当地的公安部门写去过一封信，企图申请到他们那里去工作怎样？但人家回复说，他们不需要像我这样不是人才的人，我也就只好掐断了那非分之念，安心往下对付着闹啵。然而我也常常另有所想，我决心待我退休之后，即便就是自费，我也一定要再去一次绥芬河，看看那里的山水草木，看看那里的故人。我思念 那里的人与土，我对那里是怀有一种魂牵梦绕的浓烈情感的吚。
同时我还想试试看，别的干不了，去那里摆个地摊儿，卖卖图书行不行？我敢绝对保证地说，我这一生基本上是与人为善、踏实忠诚的，绝没干过任何坑蒙拐骗的缺德事，真地没有那种卖给了人家轮椅之后，还想再要人家自行车的心理。我就是真地能在绥芬河摆个地摊儿，卖些小零碎什么的，我也绝对能做到守法经商，买卖公平。绝对不会去懵唬所有的绥芬河人，以及那些俄罗斯老大哥和俄罗斯老大嫂，还有那些俄罗斯的侄男外女们。
作者简介：赵清源哈尔滨市道外区省松滨监狱干校校长，省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