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拉与美国社会问题纪录片

纪录片与意识形态的结合延伸至美国，呈现出了一番美国特有的景象。意识形态变成了民族精神，一种极具煽动性和感染力的爱国主义热情。最早把重大社会问题纪录片引入美国的是荷兰导演尤里斯·伊变思。从伊文思拍片生涯开始，他就深信纪录片离不开政治。1937年，伊文思在美国工作，拍摄了一部向美国观众说明西班牙内战的影片《西班牙土地》，影片盛赞了西班牙农民对抗法西斯入侵者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海明威的解说与优美 的画面十分契合，透出直接而强大的力量。而后又为美国农业部乡村地区电力管理局制作了《电力与土地》，这部电影唤起了美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强烈感情。伊文思在美国创作的这些纪录片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纪录片奠定了基础，对帕尔·罗伦兹以及美国其他左翼团体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①而美国重大社会问题纪录片本土的真正源头是帕尔·罗伦兹。帕尔·罗伦兹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影响最大的纪录电影导演，他是重大社会问题纪录片十分成功 的实践者。帕尔·罗伦兹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经济危机时期，整个国家充斥着失业、水土流失、人口迁移等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20世纪40年代，二战爆发，卡普拉的纪录片同样延续了美国社会问题纪录片与政府紧密结合的传统，在拍摄之初就有着鲜明的社会功用，并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他的纪录片把这种以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发扬到极致，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作用

与帕尔·罗伦兹不同的是，卡普拉的纪录片创作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殊的时代环境让他的纪录片有了特殊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而同时，作为一个好莱坞电影大师，卡普拉把重大社会问题纪录片与好莱坞创作风格结合在一起。这令卡普拉的纪录片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形态。概括地来说，卡普拉纪录片风格的形成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时代氛围和美国政府凝聚民族力量的迫切要求、美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特质以及卡普拉的好莱坞电影创作积淀。与卡普拉之前的美国社会问题纪录片相比较一方面，卡普拉的纪录片更紧密地与美国政府联系在一起，正如英国电影评论家尼·李弗斯所说:“战争使国家政府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赢得人民的支持，以便使战争打下去，而电影显然能够直接同广大观众见面，电影的这种能力使它在这场争夺人心和影响普通百姓的思想的斗争中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武器。”①卡普拉的纪录片创作成为美国政府传达国家态度、传输国家政策的通道。而卡普拉纪录片的影响显然比之前任何时期的美国纪录片的影响都要大，事实证明，他的纪录片的确已经成为美国战胜敌国的十分强有力的武器。这是用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做到的。

链接：《真实的风景: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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