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他乡还好吗/ 广州海珠区大塘

你在他乡还好吗

文/郭明

广州海珠区大塘，东邻中大国际轻纺布匹市场，天雄纺织城、针车城。广州地铁三号线在地下穿村而过，有大塘地铁站；东、南、西分紧邻江海大道、新滘大道、广州大道等城市主干道，有大塘公交总站。

这里几十分钟内可抵过沙河服装城、广州火车站商圈服装城、广州十三行等服装商圈。因为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个不大的城中村，聚集了不亚于内地一个县城的人口，成了一个服装加工城。村中除了密密麻麻的房子，就是摩肩接踵的人流。

也许，你以为这里是北京的王府井，广州的上下九。不，这里是大塘村的桥南新街，每天日夜更替，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演着如此盛况的人间烟火，漂泊者在这里每天演绎着各种各样的人生 故事 。

他们当中绝大部份是普通的打工一族，我因为干服装设备维修工作，每天都要与他(她)们打交道，耳闻目睹了太多打工者的故事。

夏天的一天，我去给一个小作坊老板修车，其中有小俩口刚从四川老家过来，再给这个老板打零工。女的在老家生了个男婴刚坐完月子，小家伙就被爸妈带岀来见世界了。在车间的角落里，妈妈在地上垫上厚厚一层布，小家伙吃完奶被妈妈安顿好，在污浊嘈杂的环境中听话的在那里熟睡着，妈妈则抓紧孩子不需照顾的空档时间在努力工作。

“怎么沒有要他爷爷奶奶带啊？”我有点心疼孩子地问道。

“爷爷奶奶六十多岁了，在家种着十多亩地，还带着大孙女……”小俩口淡淡的回应道。

也许是被车间的嘈杂声惊醒，也许睡了好长时间做了一个美梦醒来，小家伙手脚乱动哇哇大哭起来，但妈妈还是不忍放下手头的工作……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型服装加工厂修衣车，正值午饭时间，缝纫工们吃过午饭后都要小憩片刻，男人们抽抽烟，女人聊聊天心情 松弛一下，但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放下筷子就开始工作。

“小伙子，这么拼命干什么，我们都在休息呢。”那些年纪比他大的大叔就这样问他。

“哎！要拼命挣钱攒够老婆本，不然会娶不到老婆光棍一辈子。”小伙轻描淡写的回答令众人无语。

前几天到一个服装加工家庭作坊去修车，见到她家里地坪上摆放着许多蔬菜。

“你一下子买这么多菜干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哪里，是隔壁的老乡病重，回家治病了送给我的。”

原来她隔壁是一个一家三口，有十多台衣车的家庭作坊，我以前也跟他们修过车。老俩口已有六十出头，儿子已经三十多岁还没有找到对象。男主人从十多岁开始学徒做衣服，整整四十多年从未间断过，现在本应是颐养天年，带孙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但现在男孩子找对象必须有车有房(城里的房子)，结婚时，还必须给女方几十万元彩礼的苛刻条件，难倒了天下多少父母 ！为了多挣点钱，具备有找对象的这些硬性条件，完成儿子揪心的终生大事，了却做父母的一生心愿，老俩口也只好在南国他乡，像年轻人一样拼命工作。

前几天，男主人背部疼痛，实在坚持不住了，为了节约钱没有上大医院，四处找江湖游医针灸推拿按摩没有见效，又到个人小诊所吊瓶输液依然无效。每天他只能全身扑床而卧，已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仰卧起坐，疼痛难忍，只好狠心去了广州第二人民医院看病。经过医生的诊断，用磁共振检查才确诊为背脊柱粉碎性骨折。原来他每天十四、五个小时坐着长年负重工作，背脊柱不堪重负导致了如此重疾。医院说要开刀手术治疗，光开刀手术费就要五、六万元。全家人一合计，只好弃了在广州赖以生存的小作坊，回老家治病去了。

2006年，四十岁的我初到广州打工，在一家服装厂做机修工。其实是杂工，因为刚从农田里洗脚上岸什么都不懂，在边干边学。我在厂里打过一段时间的尾部专机。酷暑难熬的南国盛夏，又加上百多台设备运转发出的热量，车间里有超40度的高温，虽然屋顶的吊扇呼呼转着，但也减缓不了多少热量，不比在家“双抢”抢插晚稻时，农田里的浅水被骄阳烤得似开水，弯腰插秧上蒸下煮的难熬感觉少多少。我没有像缝纫工那样，整天十二、三个小时扑在衣车上工作——要修修车、干点杂活时不时要走动一下，但一个星期不到，屁股两边的腚己磨破，疼痛难忍，全身腰酸背痛，吃饭时都不敢正坐，把整个身子挪在凳子的一边，屁股一边的边缘挨着凳子，才勉强捱过一餐。

大塘这里的服装业，绝大多数是以30——70元／平米租用当地人握手楼的民房，以家庭作坊，小型加工厂的形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得以生存发展的。他们带领家人、或亲朋好友、或招零工(养不起长工)，以最低的加工费，用最长的工作时间，加工出数量更多的成品，才能挣得到每天不菲的日薪，在残酷的市场中搏击生存。他们没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为了给档口老板尽快出货抢占市场，只要身体允许没有倒下的情况下，每天十四、五个小吋的工作时间中，只有吃饭时才稍有间断，其余时间都坚如盘石地坐在衣车上拼命工作，其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不知道他(她)是如何长年累月地熬过每天如此长的工作时间的。也许是因为他(她)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如泰山，用一根小小的缝纫针车缝着未来美好的希望——为了远在家乡一年难得一见年幼的儿女，长大后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为了正在读书的儿女能考上一所好的学校，不要重蹈自己辛劳一生的覆辙；为了儿子尽快脱单娶上老婆……

这些五十多岁、已近花甲之年的农村老大娘，本应像城里人一样拿着不菲的退休金，退休后才有时间游览祖国大好河山，享受人生最后的美好时光。但她们也许是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也许因为自己没有像城里人有退休费，千方百计想给自己攒点养老费，把老伴丢在家里“守城”也到他乡打拼了。

从她们口中曾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娘，给两个只有十多人的小服装加工厂当炊事员做饭：一个厂做白班，只做午饭和晚饭；一个厂做夜班，只做晚饭和宵夜，两个厂的就餐时间刚好错开，因此两家可以兼顾，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有四千余元。老太娘还利用剩余时间找零工做——在服装厂剪线、打包装一类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可以每月挣到二千多元。这类工作一般都是白天和夜晚衣服做成后，通宵要完成的后续工序，因为档口老板第二天上午要上档销售，早上6一7点钟前，无论如何都要打包成成品，

有一天凌晨，老太娘在工作中，突然扑在工作台上睡着了，同伴以为她太过劳累，想休息一会没有在意。等长时间见她没有动静感觉不妙，走过去察看，才发现她就这样永远睡着了，不用再醒来遭受人世间的苦与累。原来老太娘长年累月地超负荷工作，每天只有天亮后，上午短暂几个小时休息时间，已油尽灯灭。

……

这些漂泊者之中也不乏有许多成功 人士。

有身缠万贯的服装档口老板，漂泊于此打工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东拼西凑在广州的几个服装城，租赁了每年要交几十万只有几平方米的服装档口，开始人生更高理想的追求。每天6点起床挤地铁、赶公交上档卖货。下午找版(衣服新款)、找版房打版；跑布市买布料、进辅料；找裁房(栽衣服的地方)，发加工，收货发货忙得午夜还不能入睡，有时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连饭都难得坐下来吃一口，只能随便对付一餐。他们没有任何背景，只是打工的普通一族，为了理想，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一点，只能如此玩命地拼搏！

生意如战场，即要比质量、比款式、又要比价格、比服务，在没有硝烟的商战中，初涉生意场的追梦者，犹如一只摇摇欲坠的小船在大海中航行，有的人只能败下阵来，继续自己的打工生涯。当那些幸存下来的淘金者，开着豪车、衣着光鲜的荣归家乡，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时，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经历的苦与累，磨与难！

也有与档口老板合作搭档的服装厂老板，他们从学徒打工到办服装加工家庭作坊。由于档口老板的生意通过广州的几个服装商圈，不断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将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他们的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挣了点钱租厂房，添设备，雇人员，生产跟着档口老板的生意转。每天上午7点钟起床，8点钟带领工人开始工作，到晚上11、12点钟，有时为了订单赶货期，连续几个24小时连轴转，将生产出来的服装整烫，打包分装好发货，才能疲倦不堪地上床得以休息，挣的每一分钱都流着血和汗。

他们以30一40元／平米租的几百、千多平米的厂房，每月雷打不动要按时交纳的高昂房租，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档口老板为了拼市场一压再压的加工费，本已令开厂的老板不堪重负，艰难维持。又遇上自去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服装出口受阻，再加上全国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治理，关停大量的污染企业，打工者失业回乡，内需减缓服装销量减少，服装业遇到了自金融危机风暴以来的第二个冬天。有些服装厂老板接不到订单，不能开足马力生产，资金链逐渐断裂，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拼搏半生的事业，漂泊劳累辛苦半生打了水漂。常听到本来在番禺服装大厂做长工，但现在不得不过来大塘小作坊找零工做的缝纫工说，他(她)们那里工业区，时不时的跑几个老板。

这样的漂泊者故事太多太多，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描述。我们从各自的家乡漂泊于此，本似来自大地的一粒尘埃，又归于尘土，无所谓荣辱；本似深埋于大地的草根，不惧任何风霜雪雨，只要有阳光就会顽强地生长，为大地奉献绿色和生机！

2020年的春节即将来临，让我们暂且告别这个无法安放灵魂，连本地人都要逃离的地方。他们在此“种上”密密麻麻的房子，坐在家里收着只长不跌的房租，赚得盆满钵满，在高端花园住宅小区里买了，或租了高档房子，早已搬离这个环境污染严重、没有多少绿色而又嘈杂无比的“村庄”。

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让呼吸了一年尘埃的心肺也呼吸一下家乡清新的空气，让浮躁和疲惫的心灵暂且得到安宁。虽然那里的一亩三分地，已无法留住我们漂泊他乡追梦的脚步，但那里有日日夜夜对我们翘首以盼的儿女和父母，只有全家团圆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