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印珍丨拜谒司马迁
作者：张印珍
认识司马迁，那得从初中时说起。那时的课文都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记得《为人民服务》里有一句话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注释里解释这句话是出自《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才知道了司马迁这个名字。
在这之前，只知道有个叫司马光的人，那是因为小学课本里学过，司马光急中生智，搬起石头砸破水缸，救出掉在水缸里的小朋友的故事 。后来到了沧州师范读中文系，才知道了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又知道他因李陵事件受牵连，遭受腐刑后，发愤著《史记》，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于是知道了两千多年前，一位文人遭受莫大的屈辱，却不堕凌云志，以血作墨，心灵为纸，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今年五月份，我有机会跟随杨古城老师参加了“关中、晋南历史文化考察”，来到了山西韩城市南10公里外的芝川镇南门外、黄河西岸梁山东麓的司马迁墓与祠前，恭恭敬敬地拜谒了司马迁。
司马迁墓、祠，东临黄河，西枕梁山，芝水环绕，屹立在悬崖峭壁之上，气势雄伟壮观，经过芝阳桥，直通墓、祠前。路面用大石铺设，依山势坡度逐级上升。大路上有“汉太史司马祠”牌坊，祠用砖石依山筑成四个高台，面积一个比一个大。每个高台之间有石阶相连，层层上升，前面三个台阶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层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呈圆形，系元代修建，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毕沅题的“汉太史公墓”墓碑。圆形土墓上，有古柏宛若蛟龙，在太史公墓第三台砖砌的牌坊上题有“河山之阳”四个字，系出司马迁自传中“耕牧河山之阳”之句。祠庙正殿有司马迁塑像，方脸，长颈，两眉入鬓，显现出严肃、抱负不凡的气概。
拜谒司马迁，就是拜谒一种精神、一种正义、一种勇敢、一种为人之道！
这里埋葬着一种伟大的思想、一个悲壮的人生 、一位中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浓荫下的墓地，有一种超尘的庄严、肃穆和宁静；也有一种使你屏住呼吸，轻手轻脚的威慑力，我意识到，这就是对司马迁的一种崇敬心情 。这里的墓地虽然高大雄伟，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度量出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上所达到的高度，墓地再高再大，又怎么能容纳司马迁精神的深邃、浩瀚和宏伟？
徘徊于司马迁的墓地，有关他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眼前：西汉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三万出征匈奴，同时命李陵为李广利军队后勤保障，但李陵提出愿意率领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匈奴之兵。
李陵之所以要求单独出兵，原因有两点：
一是，出身、才能的对比。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此前已屡建战功，深得武帝信赖；而李广利不过是武帝宠幸的嫔妃——李夫人的哥哥，靠着外戚身份才当上军队统帅的。
《西游记》中“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之类的活都是沙僧、猪八戒的事，开路先锋只有孙悟空能够担当。现在，汉武帝分配李陵为一个庸才将军李广利搞后勤，无异于孙悟空给猪八戒打杂。李陵自然 一百个不愿意，所谓分匈奴之兵不过是借口而已，他希望独当一面。
二是，李陵本人的自信。李陵虽然兵力只有五千，但是，这五千步兵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的荆楚勇士，健壮剽悍、骁勇善战，因此李陵十分有信心。
汉武帝看到李陵不愿为李广利做后勤保障，就对李陵交代：我可没有那么多骑兵派给你！言外之意，你只能带你那五千步兵出征。
李陵毫不犹豫：我就带属下五千步兵出征！
汉武帝并不放心，下令让路博德率兵接应李陵。但是，路博德也不愿当猪八戒。于是，他又向汉武帝报告说：现在是秋天，正是匈奴的兵马最强壮的时候，不适合与匈奴作战，如果陛下明年春天再出征，我愿意和李陵各带五千人，合击匈奴！——好啊！又一个要单独出征的人！
汉武帝看到奏章，没想到路博德也不愿意为李陵做后卫，反而怀疑李陵说了大话之后反悔了，才指使路博德写这份报告。于是汉武帝龙颜大怒，逼着李陵立即出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陵踏上了征程。
李陵出兵之初，非常顺利，没有遭遇到匈奴的主力部队，一路势如破竹；还派人回到朝中，画出战地图，向汉武帝汇报战事胜况。但是，后来的形式急转直下，李陵的五千步兵终于正面遭遇到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
面对三万强敌，李陵毫不胆怯，沉着应战，杀敌甚众。
匈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区区数千步兵竟这么能打！大单于立即召集左右贤王的八万精兵围攻李陵。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强敌，李陵自知寡不敌众，于是，且战且退，向汉朝边境靠拢。
这时，经过与李陵的反复较量，匈奴已经感到难以支撑，也准备撤兵。
关键时刻，意外发生。李陵的一个部下，因为被上司羞辱，只身逃往匈奴，向大单于透露了绝密军情：
李陵之军并没有后援，就算匈奴一时攻他不下，拼体力，熬时间，李陵也支撑不了多久。
单于闻之，大喜过望，立即组织总攻。此时，李陵的军队处在山谷之中，匈奴的军队从两边的山上投下大石头，李陵所剩三千士兵死伤惨重，已无法继续向边境撤退。最终，李陵投降，仅四百多人逃归。
满朝文武听说李陵兵败投降，无比震惊。你李陵不是别人，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是大汉的象征！战败就应“杀身成仁”！
此时，脸上已经挂不住的汉武帝强忍羞愤，询问身边的史官司马迁，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司马迁算不得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却直言以谏：
首先，李陵是一位国士（国家最优秀的人才），他一心想的就是报效国家。
另外，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数万匈奴军队奋战多日。虽然战败了，但是，他立下的战功足以告慰天下。
再有，李陵这次迫于形势“诈降 ”，他是留得一命，日后见机报答汉朝……
司马迁还未说完，逆耳之言已让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将司马迁投入监狱，定为死罪。
本来这场朝议是商量李陵之事，为什么汉武帝要迁怒于司马迁呢？
原来，汉武帝任命李广利出征匈奴时，本就怀有私心，想让李广利立功封侯，自己好向爱妃李夫人卖个人情。可是，李广利这次率领三万军队出兵，杀敌一万多，损失近两万，这样的战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司马迁此时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看来，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责李广利无能，讽刺他误用李广利。
司马迁被捕入狱，定罪“诬上”。诬陷皇上，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名，当处死刑。司马迁秉性耿直，贸然为李陵开脱，招来劫难。
汉武帝时代，触犯死刑的犯人：一是选择“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自请“宫刑”（指阉割男子的生殖器）。拿钱免死需要五十万，司马迁家贫，拿不出五十万为自己赎罪免死，因此，只剩下两个选择：一是死刑，二是“宫刑”。如果选择死刑，已经开始著述的《史记》必将夭折；如果接受宫刑，一个“刑余之人”，必将被天下人耻笑为贪生怕死。
司马迁却选择了宫刑。接受宫刑之后，就成为不是太监的太监，再也不能入士大夫之列。这对于一个血性男人、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来说，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司马迁最为可敬的一点是，为了撰写《史记》，决然选择宫刑，去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
自请宫刑后，他的肠子一天到晚在转，坐在家里精神恍惚，外出常常不知该去哪里；一想到“自宫”的耻辱，背上的汗立刻将衣服浸透。
司马迁自视清高，抱负极大。但是，“自宫”后，即使有珠玉般的才华，圣贤般的品行，也因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为荣耀了。司马迁的“才”和“命”形成了极大的悖反，让他深感锥痛，以至于动不动就受到无端指责，不做事则已，做错了事反而更糟。可以想见，司马迁后半生背负着“自宫”的重负，是如何孤苦飘零，无所适从！
自宫之后，做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而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开始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司马迁难免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从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儿女情常的项羽，还是老谋深算的刘邦；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抗拒匈奴建功立业的卫清；不论是工于心计的王美人，还是不露痕迹的汉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血肉丰满，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成就史书中的“王者之作”，更是作出了“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
他经历了太多的爱恨情仇，他以自己的胸怀去理解笔下的人物 。直抒胸臆：李陵投降了，但仍不失英雄本色，你看他坚守到怎样的程度啊，打仗能这样勇敢的天下又有几人？我想，匈奴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否则，单于又怎会招他为驸马呢？可是，汉武帝却暴跳如雷，把李陵的母亲、妻子、儿子都杀了。此刻对司马迁来说，已不仅仅是抒写别人的历史了。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
他对生死，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季布列传》结尾，司马迁说：在项羽那样以勇猛著称的名将面前，季布能凭自己的勇敢显露名声，可以称得上是壮士。但是，季布为了保全性命，在朱家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耻辱啊！为什么他不选择死亡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才，他把受辱不当一种耻辱，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可见，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和评价，正是基于自己切身的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何惧屈辱？能成大事，在这一点上，概莫能外。
司马迁的《史记》饱含爱憎。
实录难，饱含爱憎的实录更难。本来，一个史学家面对历史，只需客观公正地记述，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却饱含作者的强烈爱憎之情，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像《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司马迁都写得悲壮慷慨，荡气回肠；面对他憎恶的人物，像《平津侯主父列传》里的公孙弘，则不惜笔墨，从不同的侧面给予揭露抨击。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批判最尖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个是和他同时代的君王汉武帝。司马迁写刘邦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更写他心胸狭窄，杀戮功臣，语言粗俗等诸多不良行为。对汉武帝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批判开国皇帝，指责当朝君王，如此书写，往复千年，也是鲜有听闻的。
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入木三分。原因在于，司马迁从自己的经历中读懂了许多历史人物，读懂了许多他过去认识不深刻的东西。
从来史官对皇帝都十分敬畏，司马迁却是个例外。《萧相国世家》写了四个字：“上乃大悦”。那是因为刘邦得知韩信“谋反”被诛一事后，派人拜丞相萧何为国相，加封萧何五千户，还派五百士兵作为警卫。文武百官得知萧何加封，纷纷前来祝贺。原秦朝东陵侯召平却前来吊丧。萧何大惊，询问原因。召平说：相国的大难从此开始了！你想，为什么皇上在外风餐露宿地平叛，你奉命镇守关中，不受征战之苦，反而受到加封？因为韩信刚刚谋反，皇上怀疑你也有反意，所以加封你。希望你不要接受任何封赏，把全部家产捐出来作为军费，皇上一定高兴。萧何赶紧依计行事。刘邦对萧何的做法有什么反应呢？“上乃大悦”。四个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猜忌之心。把一个开国皇帝的心事剖析得如此深刻，二十四史中唯独《史记》能做到！
唐人刘知己说，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史识。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材料的堆砌。
《史记》固然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博闻广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修史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区别于其他所有史家，让《史记》有别于其他所有史书的关键，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马迁的史识，铸就了司马迁的伟大。
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一心想当个皇帝的忠臣、宠儿，但是，惨遭宫刑之后，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地步，被开除社会正统之列。至此，他不再书生之见，不再人云亦云，而开始有所怀疑，有所批判，拥有了充满个人意志的识见和胆略，千古不朽的《史记》横空出世。
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戕害，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命运，也成就了一个伟大史学家和一部卓绝的史学著作。那个让司马迁生不如死又死而后生的汉武帝，到底是草菅人命还是天威难测？如此性情中人，是通过怎样的复杂斗争登上权力顶峰的呢？默立在司马迁的墓前我默默思索着……
离开司马迁的墓祠，我们来到了一个展览厅。这里介绍了司马迁后裔的情况。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被削职后入狱，其后裔怕被诛灭九族，决定改姓迁居。长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二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迁居在荒芜人烟的巍山老牛坡下，村名定为“徐村”。“徐”者，“续”也，暗喻永续司马香火，永继司马遗风。这就是韩城市嵬东乡“徐村”，千百年来冯、同不分，冯、同不婚，两姓同进一祠堂，共拜一祖先，在这片热土上耕读劳作，守望自己的家园。古老的徐村，坐落在荒山野岭之间，但在司马后裔眼中，这儿却是人间乐土，它远离尘世的喧嚣，一代代冯、同子孙在这里恪守着司马先生的古训：“读书、名礼、女入、力田。”司马后裔男耕女织，生生不息。因此，司马家族再也没有入相、出将的辉煌。司马后裔虔诚地守望着家园，保留着对司马先祖的一片忠贞。
出得展厅，再次环顾整个墓地，到处是花草丰树，两排高大的松柏不时发出萧萧之声，萧萧之声在别处已有几分凄楚和悲凉，更何况发生在坟墓之间。在司马迁长眠的地方，就有一种壮士视死如归的壮烈弥漫于空间。于是我猛然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
“你早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便是生命的循环。”然而这里的尘土是有热情的，假如没有热情，那么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徘徊在司马迁的墓前，我慨然有怀，悠悠我思……
司马迁凭借着精神的天梯，攀登了史学的高峰，成了神交造化的伟人。生命并非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大凡有成就的人，往往是最有才华的人，又是最耐得住寂寞和痛苦、屈辱的人。作为个别肉体和经验的自我，司马迁已经死了，但是作为普遍的世界自我和纯粹的人类自我，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