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勋章（附诗一首）

原创： 殷锡奎

我知道今天，8月1日——此刻对你对我的意义，我们颠沛的爱情 ，轻絮的语言，脉脉含情的眼眸。逾越过人性与生命的鸿沟，我们，彼此曾经历了许多，沧桑，故事 ，和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的懵懂岁月，包括你与我相识之前，包括那些连我们自己都遗忘掉的记忆。也许我们每个人，每尊生命都曾对自己彻底未知。鸟儿衔来远方的种子，风儿拂过梦海的绿荫，夜晚灵魂在骚动。这世界本就是建立在平庸之上，任由我们天马行空地想象。那么我该如何绽放进你那过于喧嚣的怀抱，成为你的一部分？——置身于时光的磨坊里你总是能记住每一个纪念日，包括亲朋们的生日，以及更为特殊的今天。其实，今天不过是个阴差阳错，你本来选择另一天，就像是本来你可以选择另一座城市，另一重生活 。在那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时间点，你同样被创造出来与我相遇，一个命中注定的事件，从此——我爱你被岁月斧凿的脸渐渐湮灭于水面，我爱时光流逝过后片刻的止息。

偶尔，我会怀疑生命本身就是一场诡计，它把我从黑暗中拖曳出来，就是为了在昙花一现般的刹那之末吞噬掉我。

我能够清晰地忆起童年的一幕：坐在我家窗外的巨大煤堆上——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个煤堆无比硕大（不止是煤，还有从机务段或者啤酒厂拾来的煤核儿），它被我的父母 用旧枕木和木板框在窗外，三面是旧枕木和木板，另一面借助着墙壁，头顶是二楼的走廊，漆成中国红的护板，煤堆的某一处隐秘角落藏着我的诸多宝物，五号电池，硬币，和一枚不知哪里来的橡胶锤子。闲暇时我常常坐在煤堆上消耗着童年无忧的光阴——凝视向夕照，那夕照毫无掩饰地展现出色彩的瑰丽，足足占据了半边天，使我的头脑陷入幻想的风暴，乃至真地相信云霞后面有天庭的存在，千百年前的齐天大圣和擅长纺织锦绣的织女就隐藏在那遥迢之处。当然，如果可能，遥迢之外还可能是美国西部广袤无垠的旷野，或者英格兰巨石阵，后者注入我印象中的时间应该晚一些，我是从《德伯家的苔丝》里知道这个巨石阵的，一部拍摄于1979年的彩色电影，娜塔莎.金斯基一度让我感动。很明显，那时的我尚未欣赏过波兰斯基的大作，而且地点也不对（玫瑰影院，我独自去的，安安静静地坐在黑暗的放映大厅里和上百人观看了那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电影），记忆总是将时间混淆，颠覆，破碎，使之丧失掉原本存在的顺序。但是我知道，关于织女的记忆不会错，因为没读书之前，我的父母常常领我到铁路俱乐部，一部部使人遐想不断的电影，《红楼梦》（越剧，1962年），《天仙配》（黄梅戏，1955年），《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1963年），甚至是《追鱼》（越剧，1959年）和《画中人》（1958年），或者《李双双》（1962年），或者一场由沿线铁路职工表演的革命舞台剧。当牛郎织女正卿卿我我，天兵天将陡然出现，乌云翻滚，雷电交加，我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紧盯向大屏幕，乃至忽视了头顶那巨大灯盏的存在（铁路俱乐部的设计师肯定参观过人民大会堂，巨大灯盏，相聚于头顶的五角星，总是令我绵绵联想到首都北京）。

接连数月？——这个时间是否准确，或者只是一连串模糊的印象，就不得而知了——逢到雨天，阴云密布，我都会紧张地盯向天空，哪怕是在屋子里，也会急忙走出去。我试图窥视到电闪雷鸣中的天兵天将，他们是否真的是群毫无情感的凶神恶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座大楼院，外加通往铁路俱乐部，以及途中的大白楼这样大，或者再加上铁路火车站。坐在那个巨大的煤堆上，凝视向西边的落日余晖，我忽然极度渴望知道山那边是什么。

在那之前，我去过一次绥阳。当时我还没读书，推算下来应该是1975年左右，坐在一辆烧着火炉的守车上，我拎着空塑料板壳，母亲吃力地将半麻袋黄豆扛上车。颠簸之末，我跟随着母亲穿过一条长长的街（母亲沿街打听油坊），街是土路，两侧的房子也是平房——记忆在此间断，我忘记了一直在油坊等待，还是母亲领着我逛街，只记得回去的时候，麻袋里的黄豆不见了，多了块热烘烘的豆饼和一塑料板壳豆油。但是那天我徒步前往绥阳，绝不是为了重寻记忆。那年，我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已经读初中了。每天上学都会穿过火车道，穿过站台和候车室。中午时，那列绿皮客车泊在站台边，我总是好奇它来自哪里，又将要驶向哪里，牡丹江，哈尔滨，甚至是更遥远的大上海（父亲 有个旅行兜，草绿色，上面印着“上海”两个字：那个年代，上海就是天堂，遥远而神秘）。有那么一段日子，我成为候车室的常客，放学后逗留在那个异常干净的大屋子里，躲在绿色沙发下，或者跑进旁边的小会议室里看马恩列斯毛的肖像，抑或坐在与候车室近在咫尺的纪念碑下，坐在粗重的铁链上，承受着那株老核桃树的阴凉。我家邻居的二女儿就远嫁到了哈尔滨，每次回娘家都面带喜悦，拎着大包小裹，空气里弥漫着火车特有的气息，吵吵嚷嚷得像是刚从天堂回来。

自然 ，在那之前我还曾和八九个同学去过黄花岭，骑着自行车，驮着大勺、啤酒和一些吃的（大勺是我从大楼院邻居阎五子家借来的），汗流浃背又满怀欣喜地来到一条潺潺的河边，在那块大石头上利用一张透明塑料布支起帐篷，开始野炊——天空中飘起细雨，我们效仿刘关张跪拜在河边，结义为兄弟。那块石头很大，容得下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就像一个天然的餐桌，远处百十米外还有另外一块更加巨大的大石头，一个疑似被赋予抗联传说的石头砬子，我们攀爬上去，上面不过是没及胸部的荒草和几株灌木，榛子或者野玫瑰（刺玫果）。一位同学钓起了条鱼，那是条小鱼，连一拃长都不到，我们唯一的收获，放到铁皮罐头壳里就着河水熬成了汤，很鲜——在我家的一个纸盒子里保存着几张黑白照片，那次野炊的唯一留念。

关于绥阳的另一重想象是父亲给予我的。父亲用一种悠长的语调讲，他刚到黑龙江，在绥阳遇到一个要饭的，问包子铺老板讨包子吃，老板不给，要饭的就伸出脏兮兮的手抓那些包子——倍受饥饿折磨的十六岁的父亲在他祖母入殓不久后就拿着仅有的三十几块钱从古里乘坐火车，辗转来到绥芬河市，那时他所渴望的不过是一日三餐，不过是不再顿顿吃地瓜，那一年是1956年9月19日前后。后来，跟着母亲到绥阳，我并没看到什么包子铺，仅有的一条街不断延伸，无边无际，却又毫无生气——我想，也许母亲领我去的那条街，并不是绥阳的繁华所在，它只是一条和建设或反修类似的小村子，它能称为镇，还有赖于蜿蜒而过的中东铁路——至今，我也没弄清哪片区域算是建设，哪片区域又算是反修与友好，我只知道它们慢慢演绎为阜宁镇，一个张宗昌时代就已经存在的老名字，历经沧桑之后，它又挟持着古色古香的气息回来了。

于是，我开始筹划属于我的探奇——某个夏日的一早儿（那个年份，能否确定于1982年至1987年之间？我忘记了，总之那已经成为记忆触角的尽头，无法探测），大约七点钟，手腕上戴着一款电子表我沿着铁路向前走去。铁道线上的碎石块很硌脚，太阳很毒辣，走过宽沟，我一度打了退堂鼓，想要将我已经延伸出来的触角缩回去。这是我第一次远徙，走到一处涵洞，我忽然害怕了，脑子里闪过父亲母亲愠怒的面孔，长了那么大，我可是连四门炮都没去过——假日里，我的哥哥常去四门炮，那里有日本人遗弃的要塞，要塞里有日本鬼子遗留下的子弹壳和一些边缘蜷曲陈旧泛黄的裸体女人黑白照片，还有死水泡子，一群来自这座城各个角落的半大小子会相聚于此，脱光衣服，跳到水里消暑，在岸边拢起一堆火以烘干湿漉漉的内裤。而我只能走进尚未没过脚脖的溪流，拿着柳条筐，跟在哥哥后面捉小鱼，柳根儿，票车，鲫鱼瓜仔。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每年都有淹死的，每年都会有户人家陷于悲伤之中，比如我家住在大楼院的一位赵姓邻居，前去吊唁的回来说，那个淹死在东宁水库的小伙子满脸铁青，就像长了层幽幽的青苔，弥漫着阴沉之气（咂摸下嘴巴，叹息一声），而另一个更遥远的年代，我依稀记得邻居们在议论从牡丹江来的潜水员一次次地潜入水中寻找溺死者。——我不清楚自己是如何鼓起勇气，继续前行的。经过那条掩映于树丛间藤蔓编织的吊桥，我坐了下来，聆听水流的潺潺，闭上眼睛。

许多年后，我依旧会想起那次不凡之旅——某一天，我还会把它写成小说 ，类似于布鲁诺·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朦朦胧胧，关于我的一次成长，而非喋喋不休的回忆。那次长途跋涉，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伟大的，哪怕抵达终点后只是穿过那座桥，在桥边的一家看似邋遢的兰州拉面吃了碗面——那碗面耗尽了我全部的财力（一元，两元？从裤兜里掏出的被汗水浸湿的钞票，皱巴巴的一团，换来满满一大二号碗兰州拉面）——然后像条狗一样，摇摇尾巴，顺着原路踅返回去。因为疲惫，回程所消耗的时间远远大于去时的时间。走过宽沟，远远看到城市的万家灯火，看着那辆火车头（蒸汽机车）咣当咣当地驶过，我终于松了口气。但是，没有谁注意到我消失了一整天，即便是现在，我的父母家人，他们也不知晓我的那次经历。他们以为贪玩的我去了同学家。其实，我完全可以乘坐那趟绿皮客车前往绥阳，用枚子弹壳做成车门钥匙（壳口砸成等边三角形）打开车门偷偷坐进车里——我的一位同学，他的外祖父住在宽沟，一栋黄白相间的俄式建筑，我曾跟他前去那里，他无意间教会了我怎么做车门钥匙，一把锤子，叮叮当当。而且，客车从绥芬河站行驶到绥阳站之前鲜少查票。但是如此一来，我的探奇还有意义吗？

第一次见到飞机，是在大楼院南边，夏日的午后。当时我坐在苗圃里的一垅地上，周围是茂盛的向日葵，向日葵中央是一个高出地面七八米的木制瞭望塔，大约两层楼高。是谁搭建的瞭望塔，抑或仅仅是稻草人般地存在？——纯粹的原木结构，攀爬上去是人字形棚顶下面的小窝儿，属于我的秘密居所。一整个炎热的夏天，它都属于我——无论什么时候钻过铁蒺藜的栅栏，来到它面前，都不曾出现过其他人，包括那个突如其来的雨天。我甚至在上面的草垫子底下藏了两册小人书和一副象棋（或者还有那本介绍苏联画家的画册，每一张都那样地雷同，坚毅的面孔，强健的肌肉，刀雕斧凿的线条，熟悉而陌生的连体工装裤，极易联想到镰刀斧头，一个又一个被复制出来的符号），水浒扑克牌，小李广花荣，智多星吴用和玉麒麟卢俊义，掰一朵成熟的向日葵（毛嗑）攀爬上去，耷拉着两条腿，聆听虫儿的鸣叫，嗑着生瓜子，惬意地望向这片堪比梵高画作的太阳儿女，我毫无节制地消耗着分分秒秒，消耗着那个转瞬即逝的夏天，被记忆吞噬的童年与青春。一架偏离航线的飞机划过天际，由北向南飞了过来，顷刻间飞越过我头顶，消逝于视线之外（是什么人坐在里面，它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它和1983年9月1日清晨被击落的那架韩国民航客机有什么关联？他们的视线掠过椭圆舷窗，俯瞰，是否会看到一个渺小的我也在看他们？）。在此之前，许多人，主要是那些街坊们都绘声绘色地说，老毛子的飞机时常越过边境，飞入绥芬河，一位年长我八九岁的邻居还一度信誓旦旦地讲，老毛子的飞机，低得可以用翅膀轻易割断电线，看得见飞行员的脸，如果有把步枪就可以打落它。这种以讹传讹的谣言飞快蔓延，在我心中激起恐慌的涟漪——每次走到大楼院东侧都不由自主地望向车站的方向，以为挂满炸弹的飞机会从那边出没——也让我不自觉地回想起更遥远的童年，被我父亲称为战备紧张那年（1970年，我出生的年份，或者1976年？仔细回想，应该是整个漫长的七十年代），严苛的灯火管制，关于核战的传言，厚实的窗帘，地道，窝棚和传说能够抵御辐射的白被单，黄铜弹壳，扇形弹夹（我的宝物，我把它藏在厨房，碗架柜与墙壁之间的缝隙处，那里还有四册我从同学家借了不还的芥子园画谱，我喜欢那上面栩栩如生的人物 ，僧侣与将军），爬伏在啤酒厂北侧炉灰渣子上练习射击的民兵，一顶军帽，黄铜扣子的武装带（上面是凸起的八一五角星浮雕）。那必定是一个漫长的暑假，天气炎热，裸露的地面皴裂，蚂蚱疯狂地蔓延——父亲从三号洞子抓回来满满一饭盒的蚂蚱，母亲掰下它们的大腿放进嗞嗞啦啦的油锅里，为我们烹制一道美味。偶尔的年份，还会有俗称花大姐的瓢虫肆虐成灾，它们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成群结队地粘在朝阳的墙壁或山坡处。父亲是铁路工务段的巡道员，负责的区域属于三工区，从火车站到三号洞子，中俄边界，如步入耄耋之年的父亲回忆所述，战备紧张那年，他和他的同事提心吊胆地走近位于三号洞子的边界线，将那两枚锁在木盒里的木牌对换，以证明他们工作的完成（日复一日地笼罩于恐惧之中，生怕珍宝岛式的战争会在此重演，母亲甚至还在我们内衣内裤缝上了暗兜，里面藏着五块钱，以防止逃难时突然的离散）。母亲是位心灵手巧的女人，她会刺绣，会裁剪衣服，会蒸小蛇小猪造型的馒头，也肯出力干活，到火车站的货场扛木头，装卸水泥、化肥和粮食，养羊，养猪，养鸡鸭，也养育我们，用她的勤劳与善良。

大楼院的一位邻居，在电业局工作的老王头自称读过麻衣相法，有那么一段日子，他喜欢坐在门外水泥走台上给街坊看手相——在这世上，我并不认为真的有袁天罡和李淳风的存在，他们更多是被神话的人物。他穿件灰色中山装，倍受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崇拜。“你的媳妇儿是个中专生，她很漂亮。”他放开我的手说道。几年之后，邻居家举办婚礼时，父亲突然慢条斯理地说，将来我们家老三娶个日本媳妇儿。老王头的预言仅仅是预言，转瞬就被我抛掷脑后。他并非专业的神棍，兴许所掌握的子丑卯酉不过是闲时的顺手一翻，兴许他热衷于此道另有所图，否则他不会说，如果要想好好给一个人看相，就必须要脱光衣服，看遍全身的疤痕和痣痦——依稀，我似乎看到他好色的眼神瞟向旁边的女孩儿，她是谁？朦朦胧胧的时光将她的面靥遮掩。自然，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后入为主的错觉，是我天马行空的想象，围簇在他周围的，压根儿就没有女性，哪怕是懵懂初始的女孩子——相距多年，我似乎还能看到他会心一笑，将时光缥缈地推进，只是当初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刚刚复员的孙子会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醉倒在立交桥底下，成为一缕无知无觉的幽魂，那可是他唯一的子嗣。而我，坐在电视台前的水泥台阶上，瞭望由山脚下蔓延流淌的城市，感慨万千。

从某个角度来看，记忆就是丛生的野草，在每个人的脑子里组合成不同的风景，巉岩的海岸，风吹草低牛羊见的广袤草原，抑或一眼清澈的泉水，被粉饰一新的房舍。或者说我们能够记住的，也许并不是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最糟糕的，记忆如此，人生 亦如此，就像大师保尔.瓦雷利通过《与苔斯特先生共度晚会》一文阐述的那样，“我没有保留住这些东西中最好的东西，也没有保留住它们中最坏的东西，我只保留住了可能保留的东西”。当然，有些记忆是经过过滤才讲述出来的，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掩饰某些东西，并把这些东西视为隐私。毋庸置疑，我也不会把全部的记忆娓娓道来，毫无保留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毕竟我没有卢梭的勇气，无法忏悔我做过蠢事的往昔——所以，我总是对自己的第一次婚姻避而不谈，并从内心深处把它当做禁忌。

大楼院里的世事堪称小社会，百态人生，楼上楼下，以及楼北侧那趟平房住着二十五户人家，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故事。楼上的郝翻译谨小慎微，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各自有一个洋气的名字，胜男，英男和英妮，时光凝固，一家人坐在小板凳上，围在张小饭桌前吃饭，屋子的一角堆着六七册书，厚重的俄语辞典，套着红塑料书皮的毛泽东选集，1984年之前他家就搬离了大楼院，迁徙到了遥远的哈尔滨（我的一位同学兼死党，初中毕业就到龙江当了武警，他曾在1987年前后出入过位于哈尔滨的翻译家，和正每天前往文化宫学画画的胜男联系过，据说他和她是对关系朦胧的情侣，最终无疾而终，各奔东西。也就在那年，我的另一位同学因怀孕不得不退学，十七岁的她突如其来地成为了妻子与妈妈），1993年离开铁路开了家外贸公司。据说他们家经历过碾压中国人集体命运的大运动，却最终安然无恙，原因就在于这位翻译的神秘身份，2008年他退役之后，许多人才知道表面任职于绥芬河铁路车站的他原来隶属于沈阳军区，是位隐于大市的校官，是位带着神圣使命的间谍。至于老傅家的长子，那位被称为一把手的男人毫无忌讳地晃着他的那只没有右手的小臂——一次炸鱼时他的右手给没来得及扔掉的雷管炸掉了，即便如此，他还是继续钟爱那些雷管，而对威力稍逊的爆竹不屑一顾，某年春节在院子里用那只左手将只雷管引爆——熟练地用一只左手扣上裤腰带，嘴里衔着烟，袅袅烟气，梳着中分，目光阴鸷，斜着眼紧盯向他的媳妇儿——那是个矮小的女人，小脸小鼻子，细长的眼睛，低眉顺眼，总不那么令人讨喜。他狂燥地大吼大叫，丢掉吸了半截的香烟，旋风般地拳打脚踢，她只有落荒而逃，逃出家门，逃出大楼院，逃出我的记忆。隔年，离了婚的他再次步入婚姻殿堂，他的新妇，百灵鸟一样的女人，大眼睛，烫着大波浪，他披件衣服站在门前，凭借一只左手灵活地刷牙，牙缸夹在胳肢窝，不时瞟向半蹲在旁边做着同样动作的她——她抬头，妩媚一笑，站起身，嘴里还衔着牙刷，从他胳肢窝拿过牙缸。再往后，这对夫妻开始使用一个牙缸，每次都是她擎着。而另一个年份，雨天，他的小弟弟披着厚重的雨衣推辆独轮车穿过大楼院叫卖猪肉，五角或者八角一斤，一把脏兮兮的杆秤，猪肉则是他家刚刚宰杀的（难道不是应该在春节前夕宰杀吗，难道是我记错了？）。

必须承认，我不那么豁达。但我也不是那么狭隘，虽然多多少少有些自闭的倾向，这直接导致了我的不善交际——为此，我失去了不少朋友。尽管如此，我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我可以整天呆在屋子里想入非非，眼睛盯向墙皮皴裂的墙壁，勾勒出某个并不存在的人物，他或她的面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孤独症患者漫长又孤独的旅途，一个英雄征服四夷的传奇，炎热的沙漠，波涛汹涌的大海，霍去病和郑和，还有驰骋疆场、马革裹尸的九大元帅（林彪被刻意地抹掉，人人都知道他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摔死之后被诅咒的林秃子，解放战争时期威风八面的林总），邻居家墙上的一张年画：那个年代不仅有杨柳青年画，还有开国元勋们的肖像年画，包括杨开慧年画（谁是杨开慧，谁又是江青，还有传说中的巾帼英雄贺子珍？一个特定年代的遐想，伟人薨陨之后演绎成为民间的神祇，幻化为可以预测吉凶的箩仙）——我不清楚别人，但我习惯于绵绵不断的白日梦，它时不时缓解了流淌在空气里的单调与枯燥。

记得小学时期，语文老师布置的一篇作业，我的梦想 ——我到底写了什么？渴望做一名工人，还是文具盒上的宇航员，中国的加加林？记忆在此模糊，出现了分歧。也许我只是照着文具盒画了幅画，并没有什么文字表述，更何况我本就是一个懒惰的孩子，常常违背老师的谆谆教导，永远都是蔫蔫巴巴的忤逆之徒——但我的那位同桌却工工整整地写道：“我的梦想是做一名人民教师，蜡烛般照亮我的人生”，现在品味起来，她还真的颇有心机，知道讨巧，就像《驯兔记》里的李小曼。

我的童年没有郑渊洁，却有蒲松龄、吴敬梓和吴承恩，偶尔还会有册丢掉了封面的《天方夜谭》（后来才知道那是纳训译的，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总是和巴依老爷斗来斗去的阿凡提，动画与木偶。我喜欢那些狐仙鬼神，比如聂小倩——自然，我更喜欢人狐杂交的婴宁，喜欢她的憨笑，她的狡诈，喜欢她的荣华绝代，也喜欢无拘无束的芙蓉城注1。也许我的前生就居住在美仑美奂的芙蓉城里，披着蓑衣，聆听雍泮士子的朗朗读书声，垂钓雨打芭蕉的午后，不远处的廊柱旁，你以狐妖的面目悄然出现，悄然注视着我，只是我当时不曾分辨出你的容颜，无法在我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寻找到你——芙蓉城飘浮于空，如《杰克与魔豆》里耸立于云端的巨人城堡（有谁会想到过杰克才是那个北欧海盗般凶残的掠夺者，一个伪善的说教者，而非拥有仙女竖琴和金蛋母鸡的衰弱巨人），如那位风水大师之子浮现于梦境的城，郑嘉芸由此成为缠绵了他三生三世的癌，不停追踪于他飘絮的思绪之核（飘浮于空的城一路追踪至六十八头驴子里无名无姓的她，从而留驻她的梦境），如萨拉马戈与洛伦索神甫的飞行器。偶尔我在想，也许我是科塔萨尔笔下的马里尼，躺在西罗斯岛滚烫的石头上，享受着阳光与海风，突然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看到飞机不可解释地倾斜着，近乎垂直地坠入大海——我童年时期的绥芬河市与大海相距甚远，充其量也只有隐匿于草甸子深处的死水泡子，包括大楼院南边早已被填平的湖泊。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也许冥冥之中早就注定，比如我的降生，我们谁都无从选择，这座城市，这颗星球，包括与你的不期而遇。

生命本就是一连串需要解读的密码——我需要穷尽一生来参透。

1993年3月的某一天，绥芬河市气温骤降，飘起了雪花，她的好友兼伴娘穿件红色羊绒大衣出现在我家院落里，如一朵盛开的玫瑰，一望无垠的雪地，雪地里的一点红，而前去接新娘的我忘记了拿花，这是否在预示着什么？七年之痒，还是随风而逝的前兆——那时候的你又在做什么？在天堂山的一处沟渠捉狐狸吗，或者男孩子一样攀爬到树上摘果子，抑或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的娓娓道来？那之前的1992年，叶戈尔·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在解体后的俄罗斯大行其道，贬值的卢布和禁止外籍人士兑换即将作废的货币，损失惨重的中国商人们，突遭查封的莫斯科蚂蚁大市场。我们真的应该和俄罗斯人一起诅咒向西看的叶利钦。1994年最为炎热的7月，一个午夜，我的女儿出生了。那年冬季，旗镇广场北侧坡底的东方宾馆，一位身材粗犷的男毛子用生硬的汉语评价他们的领导人，提及斯大林厌恶地呸呸两声，谈到戈尔巴乔夫双肩一耸，讲起赫鲁晓夫竖起大拇指，情不自禁地吐出了声“哈拉绍”。夜里，正是这个毛子喝得酩酊大醉，和保安打了仗后，带着敌意，乜斜着眼睛从客房走下来，浑身的酒气遮掩了原本的膻味儿，被从怀里搜出了把一尺多长的西瓜刀，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是因为那名保安是我的同学，一位狂热的围棋爱好者，间或也叮叮咚咚弹奏吉它，一展歌喉，走到哪里都带着棋谱和围棋。

那一年，1994年，居住在遥远南国的你能有多大？——龙门县城，天堂山，十岁，十一岁？懵懵懂懂的你置身于一个庞大的神话家族，哪里懂得爱情，哪里懂得人生，大概只知晓读书学习，效法你的父亲。在你的认知里，你父亲拥有多重身份：会画画的才子，慈祥的父亲，并不乖巧的孝子——你的父亲就是一个仓促的传奇，命运多舛，英年早逝，以至于每次提及，你的眉宇间都会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忧伤。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梦幻、理想与现实并存，命运在熙熙攘攘：1994年前后，汪国真和席慕容大行其道，顾城之死也引起轩然大波，还有那位卧轨而亡的北大才子。自然，你的父亲也是才子，天堂山第一位高中生，你的祖父特地为他请来家庭教师——广州美院的教授曾专程来到龙门县城，试图将放荡不羁的他带走，继续深造，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教授倾心于他，而不顾他是有妇之夫，不顾他已经有了一双儿女，试图要飞蛾扑火般地投入炽烈燃烧的爱情。

关于你与你的家族，很多都是我的臆想——你骤然兴盛的家族，成为传奇的祖父，一次偶然邂逅成就了他：1990年前后，改革开放之始的广州，一家街边大排挡，你贩卖木材的祖父正独自一人喝着小酒，邻桌的那个男人走过来搭讪。据他的祖父讲，台湾佬儿没说两句话就问他做不做牙签，哪怕是他说没钱没技术，一见如故的台湾佬还是极力撺掇他，并且真的随同他一起来到龙门县城，来到天堂山，为他运来了不同功能的机器，拉丝机，削尖机，磨光机，选料，浸药水——短短几个月，你的祖父就成为天堂山无人不晓的名人，甚至在龙门县城也颇有知名度，尽管有些人并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从没见过他，却知道天堂山有个老人家泛起风光，成就了传奇，就如他亲口所述，彼时那些人，从镇长到派出所所长都很尊敬他，为他的创业 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还给了他免费的厂房。

你曾领着我穿过天堂山那条唯一的街巷——天堂东路，指着一趟外墙墙皮皴裂的房子告诉我，“那就是阿公当年的厂房”，它早就被你的三姑继承，依旧是牙签厂的厂房，只不过物是人非，繁华落尽——雨天会漏雨，墙壁颤颤巍巍，成为了危房，一度申请了政府补助，还惹起了纠纷，就在几年前，2016年前后被几位有心者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如今龙门县境内的牙签厂遍地开花，却再也寻不到你祖父时期的无限风光，一个家族骤然之间分崩离析，机器，厂房，和辛苦汇聚的资金，以及客户，就连为你祖父拉货的司机也不其然分得一杯羮，若干年以后青出于蓝地成为了牙签协会的会长。其实早在神话家族瓦解之前，你祖父的牙签生意就已经呈现颓废之势，台湾佬儿一直有恙在身，最终不幸撒手人寰。承袭了台湾佬儿衣钵的是他的女儿，一个吹毛求疵的女人，一个精明的商人，她似乎要刻意中止与你祖父的合作关系，压低价格，借口质量不好拒收货物，最终果真如她所愿。2019年5月的一天，你的祖父坐在我对面，突然神情落寞，带着心酸说他脖颈处的钢板已经植入十一年了，讲述起遥远的往昔。在他凝固于刹那的记忆里，你的父亲依旧是值得竖起大拇指的好儿子，哪怕他已离世多年——你祖父的儿子们，包括你的父亲全都不堪大任，尤其是你的小叔，你祖母最宠爱的小儿子，一个花钱似流水的花花公子，他分到的那份产业，十几台牙签机，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就卖了出去，还了负债（赌债，抑或其它，就不得而知了）。你祖父的长子，你的父亲将一纸离婚协议揉碎，扔掉，离开了纷扰的家，前去一个叫做平安镇的小城开拓他的事业。就如你所说，那座小镇是你们家的厄运之地，你这辈子都不想再去，你正值英年的父亲暴病于此，你的祖父祖母押运牙签毛坯时在此出了车祸——头一天夜里，司机喝多了，委托他的小舅子出趟长途，然而越是谨慎就越出事情，车驶到中途翻到了山下，你的祖父被卡在车斗里，眼睁睁看着河水浸过你祖母的腰部，乃至脖颈，却一动不能动。藏在裤兜里的钱（衣服给刮破了），十几二十万甩了出去，闹哄哄的村民围了过来，一张张通过汗水换来的钞票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事隔多年，你的祖父依旧耿耿于怀，感慨万千——人心不古，被哄抢一空的钞票，还有那些恶意欠债的老赖，其中一个久居罗定的四川人更是无赖中的精品，他独自踅返回家乡，只留下那个与他同居的女人，当你的祖父前去要债，却落入彀中，被请进了当地派出所。

“欠的钱一分也没要回来，”你的祖父摆摆手，用生硬的普通话告诉我，罗定有人欠了他十八万，那个四川人欠了十五万，还有一个湖南人也欠了十几万，再加上出车祸丢的钱，住院的花费，顷刻之间他就一无所有。“她父亲很孝顺的，你老婆的爸爸很孝顺的，住院那些日子，他一直守在我们旁边，”他生怕我听不懂，每句话都要重复几遍（说着说着，他的眼神浑浊，情绪低落）。接着，你和你的祖父突然用我听不懂的天堂山客家话讨论起他脖颈处的钢板——事后，你跟我解释，当初，2008年住进广州一家医院，那位医生说过，如果使用国产钢板能挺十年，国外的则要年头久一些。你的祖父当时想着他已经七十岁了，就无声无息地摸下了羞涩的囊中选择了前者，谁又想到一个漫长的十年转瞬即逝。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份（更久远之前，1993年9月13日，我曾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兮兮地关注着北京与悉尼的角逐，蒙特卡洛，42：44，以两之差落选）。我猛然回想起，我和你的初次相识，你在广州，我在绥芬河市，一根连接于遥远的网线，屏幕后面的陌生世界，陌生面孔。当时我还不会视频，找不到镜头在哪里，你却吃吃笑着观察到了我。于是刹那间许多事情纷至沓来，汇聚于记忆之中——你的，我的，抑或我们共同的。2008年属于我们的纪元之初，虽然你常常醉在繁华的广州，虽然我常常孤寂地面对一盏子夜之灯的天花板——直到某天夜晚，闯入梦境的你突然告诉我说：请用一枝玫瑰记住我。

我们必须相爱。你说。

一万年只是瞬息，何况你我，所以我们要且行且珍惜。你说。

那时，你的父亲已经暴病而逝，我们正形只影单。刹那，那架飞机涌进我的记忆。它驶过苗圃的上空，我坐在一垅地上新奇地仰头张望，是否也有人隔着舷窗注意到我，是否有人知道几天后，1983年9月4日你会呱呱坠地，从而注定成为我的妻子？

或许，冥冥之中我们的灵魂已经彼此契合，历经沧桑后终究会寻找到彼此，哪怕我们相隔甚远，一个在遥远的龙门县城，一个在遥远的绥芬河市。

注1 芙蓉城，不是指成都，而是传说中的仙境。欧阳修《六一诗话》：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忽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2019.08.1-12，初稿）

一个声音

——纪念我四十九岁的人间过往

我见过无数的落叶凋零，它们镶满金边的记忆荡漾着影与水，经过萃取的梦，随风起舞的漩涡，灵魂刹那之间沦陷于萧瑟，沉睡的凤凰，夹在书页间枯萎的玫瑰花瓣。

四十九个春秋与虚无，四十九头扬蹄奔跑的驴子。鸟儿碎成沙子，凌乱于黄昏时分的天空成为我们的岸，你裂变成水银镜面后的凌乱，常春藤般缠绕于斯。无数的落叶在凋零。

平庸的岁月里也有雨和风，光阴之石授予我们漫长的孤独与沧桑，一枚难以用凡尘价值衡量的奖章，恰似那些不眠之夜摇曳在窗前的灯盏，我站在窗前对你轻轻诉说——

一万年只是瞬息，何况你我。

（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建立在平庸之上的岁月，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 ，或者无所事事，或者忙碌奔波。）

我见过无数的落叶凋零。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2019.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