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诺谈波诺》（75）《血淋淋的星期天》( Sunday Bloody Sunday
你在美洲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我是说美洲大陆，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就是在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运动(Sandinista)①中站了出来。那是你在美国政治中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对
让我想想。我在美国介入的第一件有政治属性的事件，是对付美国那些对爱尔兰共和军抱有同情心的人:那些对家乡发生的大混乱军事行动的赞助者们。我们只有去了美国才发现我们是爱尔兰人，就作为爱尔兰人的意义而言。那时鲍比·桑兹(Bobby Sands)0在北爱尔兰的梅兹监狱(Mazep rison)中因绝食抗议而奄奄一息。这让入心碎，但同样也能煽动起暴民。美国每晚的新闻都在播这个消息。那些募捐集资者要为了他的牺牲募捐一笔钱。记住，有4500万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年轻的一代人会来看我们表演，第二代、第三代爱尔兰人为了那些牺牲了生命的革命者们往台上扔钱，但当我们后来和这些人见面时，他们并不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些什么。
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有很多支持者吗?
很少人意识到这些革命者们并不代表任何重要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画爱尔兰，有没有边界都一样，他们都是少数群体。甚至在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中，这些人也都是少数派。而这些人都感到他们有权利来组织一支军队并毁灭生命。所以就我们看来，他们是敌人。法西斯，棕色衬衫一在这件事上，法西斯穿的是绿衬衫。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面对这样的事
你有什么好主意?
这么说吧，也许很容易理解，我们从这时开始对非暴力产生兴趣。而在这一点上，美国扮演了一个角色。美国在60年代的时候在种族关系上也碰到过麻烦。我们开始看民权运动的相似性。我们成了非暴力的学生，马丁·路德·金思想的学生。这些都发生在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写了《星期天血淋淋的星期天》( Sunday Bloody Sunday)这首歌作为驳斥武装斗争的一种方式所以是美国把我们带到了那个位置。美国让我们对做一个爱尔兰人而提出疑问。讽刺的是很多人认为《星期天血淋淋的星期天》是在呼唤武器，是一首为统一的爱尔兰而唱的反叛歌曲。这的确是有关统一，但不是从地理的角度。
你相信会有一个统一的爱尔兰吗?
只有在符合广大民意的条件下。分裂的边界是战争威胁划下来的，但我们必须接受这条边界不会靠武力来消除。真正的分裂，就像伟大的约翰·体谟( John Hume)说的那样，在人们的心中和思想里。
爱尔兰共和军有没有威胁过你?
我们故意消耗掉爱尔兰共和军在美国的基金。我知道我们惹恼了他们，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有组织的丑陋方式来回应我们，没有。我们一定让他们很生气。我们在爱尔兰裔的美国人社区里非常有影响力。一小撮组织得很好的人在传递着帽子为爱尔兰的事业筹集捐款，他们其实是罪犯——他们筹集的钱意味着把炸弹放进英国的酒吧里滥杀无辜。所以我们不是很受共和军欢迎，而且我们在爱尔兰老家也只是以一些很微妙的方式得以传播。
有多微妙?
事实上，根本就不微妙。80年代初期我们在爱尔兰的一个演唱会上谴责了共和军之后，我记得发生了一些事。有一次我们的汽车被一群共和军的支持者包围了。有一个人把三色旗包裹住手试图赤手空拳砸碎我们的车窗，他高声叫着:“英国佬!叛徒!”那时还收到过一个绑架威胁，不管那究竟有多真实，但特别分局的头头把这事看得很严重。我记得我们每个人都得把手指纹和脚趾纹留下。那很能让人想入非非……(笑)他们会打断我们的腿寄出去吗?我不想夸大这类东西对我们生活 的影响。但仍然，在8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在一些我们本来很受欢迎的圈子，我们成了personaenongrata①。在某些特定的酒吧和特定的地方，人们会看着你，认为你让他们失望了。但过了一阵子，人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国家主义者，不是他们冤屈的支持者
他们确实有非常真实的冤屈，是吗?
是的。天主教少数群体受到过非常严重的虐待，但我们，像大多数北方天主教徒一样，相信有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痛恨爱尔兰人对暴力的含糊态度。你知道，有时候这里会发生一起爆炸，英格兰中部的某个超级市场又会有一些残暴的事发生，女人和孩子被残杀。每个人都被新闻所震动，每个人。在爱尔兰，人们会盯着自己的鞋看上好几天。人们会说:“哦，他们走得太远了，现在有点过分了。”但然后，你知道，几个月之后，又有人会在某个酒吧里唱起某首民谣，某首战斗的赞美诗，《再次成为一个国家》，或类似的什么东西，而捐款的帽子也开始传递，每个人又都开始为共和军把钱放进去。我恨爱尔兰人这样，我们的这种两面性。我只是感觉我们应该有一个立场，很清楚的立场——那就是暴力的道路不会让任何人的生活变得美好。那只会引向绝望，只会让两个社会的统一融合的工作变得更难。
所以你没有受到过直接的威胁?
没有直接的威胁。只是感觉到你让他们不爽了。我听说盖里·亚当斯(Gerry Adams)把新芬党办公室里的一张U2的海报拿了下来。当然他在一家主流大报纸的采访中把我说成“狗屎”。当一个在工人阶层中广受支持，并且有许多疯子支持者的军事组织的领导者称你是“狗屎”，这对你并不是什么好事。这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容易。
现在和平已经接近了，你们两个人中是否有任何一位仍然心存不满吗?
完全没有。从那以后，盖里·亚当斯向我伸出了手。他去了2000年欢庆大典(Jubilee2000的办公室了解了“放弃债务”运动的情况。他是很了不起的人，他早就通过他的方式知道了我们的许多问题。如果他和他的政党向议会解除武装的话，他们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我希望他能为他的武装斗争给爱尔兰造成的伤害感到悔恨。他会认为正是武力让爱尔兰有了和平协议，而我不这么认为。但他向我伸出了手，而我尊重这样的举动，我握了他的手。在爱尔兰，有一个说法:“和这些人说话的时候把手放在口袋里。”而我伸出了我的手，他也把他的手伸了过来
所以你对“麻烦”的解决抱有乐观的态度?
是的。几年后，当U2在1998年贝尔法斯特的水边大厅( Water front Hall)演出以支持“美好星期五和平协议”的时候，我得到了我人生 中在爱尔兰的最高荣誉。我们让约翰·休谟和大卫·特林伯( David trimble)这对立两方的领袖在台上，在U2和“灰烬”(Ash)乐队的观众面前握了手。人们告诉我那场摇滚演唱会和那张台上的照片推动了和平协议的制订，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愿意相信极端统一主义者和极端共和党人现在有勇气放下他们的枪了。因为相信和平进程及回复和平生活需要勇气。双方都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对我来说，提供我的观点是很容易的事。我并不住在痛苦回忆的隔壁，或者邻街，或者邻镇。我住在都柏林一幢靠海的房子里以下对话通过电话完成，发生在2月，距离上次谈话仅仅10主角仍然在他法国南部的家中和家人共度时光，他的家人多数都在卧室里
链接：《波诺谈波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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