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
陈建功：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
小时候我喜欢在家门外的海边玩耍和远眺。我万没想到自己曾经沉湎的海滩，现在成了每一个到广西北海的人不可不去的地方——那里已经筑起了一道堤坝，把海水阻隔在坝下。沙滩被填平了，建成了著名的外沙海鲜大排档。每当夜色降临，坝上一片灯火闪烁，来吃海鲜的人们摩肩接踵，丝竹之声、欢声笑语和海坝下浪花的低吟，交相鸣响。几十年后，重归故里，走入这繁华奢靡的所在，一种深深的遗憾不由得升上心头。我笑对陪我前来的亲戚们说：“我真是宁可不到这里吃海鲜，也要找回我少年时代玩耍的地方呀！”
当年的海滩，沉静而平和。从临海的珠海路一条长长的台阶走下去，就是沙滩了。涨潮时海水会漫过沙滩，涌到珠海路的房后。一只只小小的摇橹船，把大船上装载的越南大米，摆渡到珠海路商家的后门，卸在仓房里。落潮时，长长的海滩就展现在眼前，跑来跑去的寄居蟹，在阳光下闪闪烁烁。远处，海水波光粼粼，风帆高扬的渔船，在海天之间出没……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是老祖母溺爱的陈氏家族的独子。祖母，当然恨不得我在她的眼皮下，跟着她去买菜、串门，而珠海路码头下的海滩，却是我流连忘返的所在。
没有什么比海滩和码头更适合孩子们玩耍。层层叠叠而来又层层叠叠而退的海浪，像是充满了灵性，和你嬉戏打闹。沙滩上的每一块石头下面，都躲藏着无数的小螃蟹，把石块掀开来，它们像溃散的兵士一样四处逃窜。而捉拿这些溃散的小螃蟹，把它们装入瓶子，就成为了我永远的功课。我也曾向年龄稍长的孩子学习，回家找一把铁锨，在沙滩上寻觅，发现沙虫独特的气眼，一锨铲下去，居然也能挖出北部湾特产的沙虫。挖了几条便觉战果辉煌，兴冲冲地跑回家去，让祖母煲汤。而码头上渔船归来之夜，更是北海人盛大的节日，此时也成为了孩子们释放自由天性的时光。我现在已经记不准那是深夜还是黎明时分了，反正正是我们已经酣睡的时候，屋外忽然传来巨大的喧闹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以从未有过的兴奋从床上跃起，穿衣找鞋，追着祖母奔将出去，只见满街走动着人影，许多人手里晃动着桅灯，渔民们把一筐一筐新鲜的海产抬下船，沿着码头排在岸边，祖母们或许是被海货所吸引，不再对我们严加管束，或许是要价还价的声浪过于嘈杂，无心理会我们的喧闹。我们就在讨价还价的人流中转来绕去，我们还趁机窜到摇橹船上，一趟一趟往来于码头和锚地之间……玩够了，我们被挎着菜篮的祖母们牵着回家，尽管不情愿，倒也不反抗，因为跑了一夜，说实在的有些饿了。祖母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新买的鱼虾。新鲜的煎鱼和甜美的鱼汤，是多么好吃啊！……
家乡的沙滩和码头留给少年的我无尽无休的回忆，但当年站在沙滩上最惹动我心思的，竟然还不是这些，而是散落在沙滩上的木屑片。有一天我呆坐在码头上远眺，不经意间看见了它们。我知道它们都来自眼前这浩淼无际水天茫茫的大海，我便老想着在遥远的地方，有一艘船曾经经受了狂风巨浪的撕扯，最终被扯成了碎片，又被送到岸上来。我越想，越认定这些就是那撕扯的残骸。想到这里，心里越发悸动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心灵的悸动，恐怕还和祖母告诉我的一些家族故事 大有关系。我们家族似乎是有一种出走的传统。再早的事情已经无从查考了，从我爷爷那一辈，有一件事情影响了北海陈家的命运：那就是我爷爷的哥哥——我应该叫伯爷的——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一天离家出走了，那时他才十几岁。他出走的时候，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正带着他和我的爷爷在北海街头卖饼。那时的南中国沿海，正流行着到南洋发财的梦想 。我的爷爷和伯爷，并不甘心于卖饼为生，于是两兄弟密谋了出走的计划。长子的出走，使曾祖母悲痛欲绝，她却没有想到这就是陈氏家族中兴的开始：几年后，我的伯爷竟衣锦还乡了。据说，他是在印尼苦干，创下了浩大的基业。回国以后，伯爷把在印尼赚的
钱交给仍在卖饼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爷爷——打理，陈家联合几家华侨，成立了北海第一家股份公司——“东华电灯公司”，由此，陈家逐渐发达成北海的豪门……作为陈家的儿媳，我的祖母，当时似乎忘记了陈家的“东华公司”已然公私合营，还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缅怀里，而少年的我，似乎也没有后来那么高的“阶级觉悟”，被先辈们的壮举而感动着。甚至一看到那些碎木片，就不由得想起漂泊向南洋的船。
我没有研究过儿童心理学，因此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散落于海滩上的木片何以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引起我心灵越发强烈的悸动。其实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我都没有任何理由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时我已经6岁，却还从未见过我的父亲。1949年我母亲怀我不久，我父亲就乘船到广州去了，名为求学，实际也因为厌倦了封建大家庭中的倾轧。最为惊心动魄的事情是，他所乘的船在南海七星洋遇到了台风，倾覆于海中，他抱着一根木头，在四层楼高的海浪间漂荡，差一点使我成为遗腹子。祖母说，父亲行李尽失，几乎是赤条条回到家中，又打点行囊，负笈远行。父亲到广州后，恰逢广州解放，他便参加了革命，被派往北京，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留校任教。就这样，直到6岁，我所认识的父亲，都来自从北京寄回的照片。我想，或许是关于父亲的故事里有一条被七星洋的风浪撕扯碎的船？当时我甚至冒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我认定这些碎木片来自七星洋。
这世界上曾经有过、还将继续有无数孩子出走的故事，有的原因清晰明了，有的原因却朦胧难辨，成人后，回想当年出走的原因，我还是难以自圆其说。我的祖母和亲戚们，对我关爱有加，并没有丝毫的责罚或冷漠，我的妈妈当时在桂林读大学，不时有书信慰抚，也不时回来看望我和姐姐。到底我为什么要出走？我只能解释为对新生活 的好奇和对父亲的渴望。
在海滩上看见那些碎木片之后，我决定离开我的祖母出走了。
我毫无准备。一个6岁的孩子，你还指望他备好充足的粮草衣物、细软钱财进行一番“胜利大逃亡”吗？
我家的门外，是一个大空场。空场上停满了木轱辘牛车。农人们赶着牛们，吱吱扭扭拉它们前行。远远的，我看见平林漠漠，树梢上有高耸的高压线，当时我认定那就是和火车有关的东西。火车我是听说过的，我的爸爸，就是坐火车到北京去的，然而火车是什么样，我没见过。我认为，高压线那边，就是火车站，到了那儿，就可以去找到我的爸爸了。我佯装要坐牛车兜风，哀求一个农民，把我抱上了他的牛车。牛车沿着泥泞的土路，朝远处走去。
家，是越来越远了。天，也越来越黑了。赶牛车的把式时不时地发问，孩子你还不下车吗？天黑了可回不了家了呀！当时我往前望望，已经看不见“火车站”的影子，往后看看，我家的庭院也隐没在暮色里，心中一阵恐慌。突然从牛车上蹦F来，踏着泥泞，飞也似的往家跑去……
我的祖母正在家里为我的迟迟不归而心焦，部署着我的姑们姨们准备四下寻访，见我两脚泥巴一身汗水出现在门口，自然 是破涕为笑，骂了几句，以为我贪玩不归，哪里知道我实行了一次未遂的出走！
回顾我的大半生，出走，似乎构成了我心灵的主旋律。有些成功 了，有些和少年时这次一样，未遂其愿。不管是否如愿，换一种生活，换一种活法，这念头一直在我的心中蠢蠢欲动。
或许，来源于家族的遗传？或许，来源于少年时代的尝试？
当然，写出这些，决不希望少年朋友也去尝试，但我希望每一个人不要因为岁月的淘洗，磨灭了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心。
我的老师草明
草明老师去世的前几年，记忆力已经大大减退了，不少人告诉我，她见到老熟人时，每每很不好意思地笑笑，显然已经认不出来。可是我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很开心 地叫出我的名字，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有一次甚至问起我的父母 ，我告诉她，我的父母已经先后去世，她和我回忆起当年到我家中和我的父母话家常的情景，一脸凄然的神情。
“那时候你二十几岁？”她问我。
我告诉她，24岁。
“年轻啊。”她感叹。
我认识草明老师，是在1973年。那时我还在京西的煤矿里当一名掘进工人。其时“文革”已经进入中后期，似乎是江青们要搞一些歌舞升平，因此通知各单位找一些“工农兵”，讴歌一下那个“时代”。我虽然在煤矿混得并不好，刚刚从“反革命嫌疑”的阴影中走出来，因为有一点舞文弄墨的专长，也忝列“工农兵”之列，到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参与了一部短篇小说 集的制作。那时候，“三突出”正大行其道，文学作品动辄得咎，而给我们当责任编辑的李炬同志，显然是刚刚恢复工作，心有余悸，实在是不知道这类作品该如何写法儿。我还记得，我的一篇万把字的小说，竟改了8稿之多。和我一起写稿的其他作者，也被弄得“废稿等身”。有一天，李炬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写工业题材，有一位老作家是行家，她打算把我们的作品给她送去，听听她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不许对任何人说起。就这样，我们的作品，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送到了草明那里。
那时的草明显然还身处窘境，“文革”初期的狂风恶雨虽然基本过去，但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阴影，仍然扣在作家们头上。草明那时住在史家胡同，过去宽敞的房子已经被人占据，只给她留了两间很黑很小的房子。我记得那房子潮且阴，狭小的一间是她的书房。书房中挂着的两张照片使我终生难忘。一张，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 的合影，经草明老师指点，我们在朱德同志身边，找到了青年草明的身影；一张，是鲁迅先生和木刻家们谈话的照片。大约二十五年后，承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赠《沙飞摄影作品集》，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出自这位险些被历史遗弃的摄影家之手。这两张照片之所以使我终生难忘，因为此后我曾经先后去过草明在三里屯的家和安定门的家，发现不管她的家迁到哪里，这两张照片始终挂在她的书房。不难想见草明对鲁迅、对延安的那次座谈会的感情。当时，我们五位来访者，就挤在史家胡同那间仅可容膝的小房里，听她评价我们的作品。她针对每个人的作品都讲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她讲到了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独特性，这对在“三突出”氛围下创作的我们，有如春风化雨。我还记得草明老师对我的作品褒扬有加，使我在同行者中颇为得意。
那时文学艺术百花凋零，漫说文学史上的名著，就连十七年的作品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借助家里的藏书和先母任图书管理员之便，我还是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的。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早已闻名，特别是以鞍钢生活为素材写成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我甚至还在读书笔记里梳理过《乘风破浪》的主人公宋紫峰的性格线索。草明老师平易、谦和，特别对青年工人，尤为热情。后来我才发现，不少青年工人中的文学爱好者，都是草明家的常客。她甚至还曾在第一机床厂办过文学小组，培养出了好几位工人作家。自从草明给我做了第一次辅导以后，我也成了史家胡同的常客。每次从100公里外的矿区回来，都会到草明老师家中小坐。
初涉文场的我大概和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一样，更多地关心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时代，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往往是一个人人生 和文学败笔的开始。草明老师和我接触之初，大概也感受到了我急于靠文学改变命运的急切？几乎每一次求教，她都要对那个时代的所谓“文艺理论”发表犀利的批评，重申她的文学主张。对于我来说，当时那些话之“出格”，真有一点让人心惊。回想起来，她直言不讳地对一个文学青年作出关于人格和文品的告诫，越发让我感到温暖。
1973年底，我在井下劳动时遭遇工伤，胸12腰1脊柱骨折，锥突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萎缩。当时我的一篇小说经草明老师指点，带回矿区修改了，说好再回北京时，要送去请她看的，因为我住院，只好爽约。为了解释此事，我躺在病床上给她写了信。草明老师当即回了信，关心我的腰伤，告诫我静养，同时说因为矿区太远，她不便看我。但何时出院回家，一定要告诉她。她会到我家中看我。
当时我家住在西郊人民大学，离地处东城的史家胡同已经是相当远了。我记得那是我从医院回家养伤后一个暖洋洋的冬日，草明老师找到我家。我的父母为她的来访大感意外。草明老师身材瘦小，鹤发童颜，轻声细语，和他们聊得很投机。先父先母都是广东人，而草明家乡广东顺德，于是聊得更加亲切，好像最后干脆用了粤语。在我父母一再挽留下，她在我家一起用了简单的午餐。午饭后，看了我的小说，略加指点，对我的伤情则更多地叮咛。我架着双拐，一点一点地陪她走到人民大学的门口，看着她那瘦小的身躯，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332路汽车。
这一幕，永远印在了脑海里。
四年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因为学习太忙，草明老师的家渐渐去得少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其时草明老师已经调到了中国作协，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是每年去看望她一次，同时在出席一些文学活动的时候，见到她，趋前问安而已。
至今我仍然在后悔，那几年为什么疏于看望她，以至她对我还有一些误解。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多少理由都无法洗去我的内疚。
终于有一次，草明老师忍不住了。
那次是参加《工人日报》一个征文活动的评委会，和草明一起开了一上午的会。吃午饭的时候，她问我：“建功，怎么很久不到我家去了？”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对不起，我净瞎忙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今天就陪您回去，跟您好好聊聊？”她显然很高兴，也显然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饭后我们到了三里屯她的家。我还记得我们一人坐在一把竹椅上。草明老师问我：“你很久没来我家，是不是因为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说法？”我这时才深深地自责，因为自己的疏懒，竟引起了老人家的误会。我很诚恳地告诉她，我之简慢，和什么什么说法毫不相干，和文学界的一些不同观点，也毫不相干。请她不要误会，因为纯粹是我个人的不周而已。尽管我来得少，但请她相信，她的教诲之恩，是没齿难忘的。说着说着，我看到草明老师竟揩起眼泪来，便更加惶恐，不敢再说下去。
现在，草明老师已经远行不归，想起几年前的一幕，我觉得自己的心头又涌起深深的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