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概述

一

1996—1997两年间鲁迅 研究 界最大的事情，就是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的各种活动。

199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 中国 作家协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文联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海市学术界、 教育 界、文艺界、新闻界、文博界以及到上海参加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共四百多人出席大会。

10月20—21日，“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全国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全林致欢迎辞，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非致开幕辞，市委老领导夏征农在开幕式上讲话。研讨会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漱渝主持。会上，来自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提交了五十余篇论文，围绕着“民族魂——世纪之交的鲁迅”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会后集结为《浩气千秋民族魂》一书由百家出版社于1998年5月正式出版。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陈鸣树的《20世纪初期鲁迅的人文精神》， 分析 了20世纪初期中国“持不同政见报章书刊大量涌现，它们或从国外输入、或‘托庇’于租界，大骂清廷的小说竟也能畅通无阻”、“救亡图存为当时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这一人文背景，通过对鲁迅早年著述的解读，阐发了蕴涵在其中的人文精神。《自题小像》表达了青年鲁迅深广的忧愤，并涉及对国民性的思考。在他编写的 自然 科学 著作中，都深沉地寄托了他忧时伤国的情怀。《中国地质略论》谈科学而兼及时政，这正是鲁迅式的思想家的特点。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为当时鲁迅人文精神的另一重要 内容 ，并延续到他的一生。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一组文言论文，是研究鲁迅早期 社会 政治 思想的重要 文献 。其中《文化偏至论》中所反对的“竞言武事”、“制造商估”、“立宪国会”，显然受到尼采和章太炎的误导，后来鲁迅纠正了这样的观点。而《摩罗诗力说》中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 历史 表明，正是鲁迅自己。

朱德发的《论鲁迅“人国”思想的 现代 化意义》，论述了鲁迅的“人国”思想的极其深邃丰富的内涵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性、独创性和远见性：所谓“人国”，是与皇权专制或君主专制的国家异质相对的。它以英美法诸国的“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作为“人国”的参照系；强调百姓当权作主，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强调平等、民主、自由。这实际上体现出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自由、体制三个基本特征。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实现“人国”的理想，重要的在于“立人”，即通过改造国民劣根性重铸国民灵魂、重塑民族人格，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文化人格，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有可能自觉地解构封建专制国体以建构充满理性、民主、自由、法治精神的“人国”。并指出了鲁迅为历史留下的未完成的课题在今天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范伯群、泽谷敏行两先生的《鲁迅与斯密斯、安冈秀夫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论之比较》，着重对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及鲁迅的有关言论与作品，进行了细密的文本对照和比较分析，认为鲁迅是基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国民的爱国责任心，抱着“闻过则喜”的态度，听取外国人对待自己国家的国民劣根性的批评的。本来，美国传教士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对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产生了重要 影响 ，也是公认的事实。文章认为斯密斯的书对年轻时的鲁迅是很有影响的，但鲁迅并不人云亦云，而是有所 发展 、有所创造，鲁迅有他自己的深刻与独创。而在对待斯密斯和安冈秀夫对中国的观察的结论方面，鲁迅比较重视斯密斯的意见，对安冈秀夫的著作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他仅是受了斯密斯的影响而已，安氏自己的创见并不多。

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对鲁迅杂文的研究虽说已有厚重的学术积累，但仍存在着尚待深入发掘和细密研究的课题。本次研讨会提出了数篇对鲁迅杂文进行总体宏观研究的论文。其中张梦阳的《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较为突出。

该文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的出现、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 艺术 特质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的出现与特质进行了平行的比较研究。认为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 理论 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文章在结合鲁迅的作品论述了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闲、随、杂、散、曲”五种共同特征后，得出“鲁迅为世界散文史上第一大家”的结论。

总括起来说，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鲁研界的一大收获，是一次成果的集中展示，是鲁迅研究事业不断发展和鲁研队伍日渐壮大的标志。不足之处是尚缺少从理论上对鲁迅作为“民族魂”的象征、20世纪中华民族魂的集中体现和杰出代表进行学理分析研究的有分量有力度的论文。

二

1996—1997两年间鲁迅研究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无疑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10月鲁迅逝世60周年纪念之际隆重推出的《鲁迅研究书系》。

这套“书系”由著名鲁迅研究家袁良骏主编，含15种专著、1种论文集，字数累计350万言，涵盖了鲁迅作品研究、思想研究、综合研究等各个方面，内容充实，品位高雅，意蕴丰富，气势恢宏，受到全国鲁迅研究界广泛注意和高度评价。其特点是：

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解读鲁迅。鲁迅研究已有80多年的历史，专著专论汗牛充栋，倘若还是蜷缩于既定的狭隘格局中进行鲁迅思想发展道路之类的诠释与印证，就只可能是停滞不前，甚至往后倒退。因此，要把鲁迅研究推向新境，就必须首先拓展眼光，拓新领域，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解读鲁迅。这套“书系”正是从这里切入的，开拓出一派崭新的学术视角与理论天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譬如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以35万余言的篇幅，谨严、深入地论述了鲁迅创作心理这一崭新的课题。作者运用了美学、心 理学 等多种学科的 方法 和知识，分析了鲁迅创作心理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及其丰富的内涵，揭示了其中若干重要线索和某些带有 规律 性的东西，并结合主体在各个时期的不同作品，对其所体现的创作心理的风貌与侧重点进行了论述。郑欣淼的《鲁迅与宗教文化》，则以33万字的浩大篇幅、厚重内容与缜密分析填补了鲁迅宗教思想研究这一长期存在的空白。该书全面研究了作为鲁迅思想体系组成部分的宗教观的发展及特点，论述了鲁迅对宗教 问题 的大力探索及高深造诣。认为鲁迅是把宗教当做人类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现象来研究。作者用大量的文字详细论述了鲁迅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以及中国道教的研究，挖掘梳理了鲁迅的一些富有意义的思想和观点，如把佛经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资料来看，居士的增多是佛门败坏的反映，伊斯兰教与希伯来文化的关系，耶稣受难的意义，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中国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以及鲁迅对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形成及对中国国民性影响的深入研究等。此外，该书对鲁迅关于希腊罗马宗教、印度宗教、拜火教、摩尼教等的研究也作了颇有新意的论述。张梦阳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是从精神现象学的深层视角出发，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中，对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以及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人物进行了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阿Q这类文学形象属于侧重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变异性艺术典型(亦可简称精神典型)这一独立的新见解，对阿Q典型研究有所推动和拓进。40岁上下的青年研究家更加表现出了勇于创新的虎虎生气，善于从更新鲜更抽象的哲理高度认识鲁迅，理解鲁迅。王乾坤的《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文化价值观》，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作者认为，现代个性概念和有限(中间物)概念是理解鲁迅思想的两个枢纽，是鲁迅文化价值观的原点和鲁迅思维结构的核心所在，因而是释读鲁迅的锁钥。作者认为，把鲁迅批评永久、普遍、圆满看做不关心终极，是一种错觉；鲁迅是一位终身以“当下”、“有限”自任，却同时苦寻“终极”、“无限”的思想家；其思想由此与宗教和一些生命 哲学 相通约而又相区别。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创新不能悬空，学术史上的新成果无不是历史积累的结晶。“书系”中的大多数专著都是各位研究家经过长年研究、惨淡经营而成，没有应景的急就章。譬如林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凝结了这位年近古稀的专家大半生的心血。这是在俯瞰和掌握了整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脉络之后，才对鲁迅小说于其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赋有的涵义，作出了如此确当的估价。阅读此书，不仅可以概括地理解鲁迅小说艺术与思想风貌的发展趋势，也可以扼要地领会中国现代小说史大致的走向。“庾信文章老更成”，在看似平易的文字背后隐含着成熟的思索、开阔的视野与确当的评估，给人以素朴而又高峻的感觉。袁良骏的《现代散文劲旅——鲁迅杂文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对鲁迅杂文的文学艺术特质展开了更为多元的全面论证，作了总体性的透视与解剖。该书尤为注意鲁迅杂文产生的 时代 条件和文化背景，并将鲁迅杂文与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同时代人的杂文创作详加比较，使全书具有了更为浓重的文化史色彩，开辟出了鲁迅杂文研究的新视野与新局面。作者在继续发扬酣畅淋漓的论战作风同时，又涵养出了一种细腻、周密的艺术品鉴与理论分析的特长。

在理论出新的过程中讲究分析的艺术。现在有些论著在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时往往缺乏充分的分析，因而显得空泛、无力。而“书系”中的许多著作却没有这样的弱点，在理论出新的过程中非常讲究分析的艺术。譬如王富仁的《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中的《立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和思想层面上》一文，对鲁迅与梁启超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层面差异进行了细腻、独到的比较分析。《〈狂人日记〉细读》，又对《狂人日记》的意义结构和艺术结构以及“海乙那”和“医生”这两个意象进行了不同凡响、细致入微的分析解剖。这两篇论文致胜的关键，并不在于观点的新颖，而在于分析方法的精微、独到，因而给人以厚重、深刻、扎实之感，出新而不飘浮，稳妥又不守旧。

《鲁迅研究书系》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获得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等国内各大报刊都给予以了评介。该“书系”还因学术品位的高雅与印制质量的精美获得1997年度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除了整套的“书系”之外，这两年间还出版了王得后的《鲁迅心解》〔1〕、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2〕、皇甫吉庆的《情结·文本——鲁迅的世界》〔3〕、徐麟的《鲁迅中期思想研究》〔4〕和《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5〕等鲁迅研究专著，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转贴于论文联盟 .ll. 三

随着鲁迅 研究 的 发展 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人们愈益认识了鲁迅90年前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提出的“立人”思想的重大意义。1997年11月， 中国 萧军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以期对鲁迅思想的意义、价值进行“再认识”，与鲁迅的心灵作一次新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

会后，《鲁迅研究月刊》与《 方法 》杂志1997年前4期上同时刊载了与会者的发言，较为重要的有：

钱理群的《绝对不能让步》认为：“这些年人们热衷于谈论‘弘扬民族文化’，却只局限于古代文化传统，甚至限于儒家一家，偏偏忽略、无视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形成的 现代 民族文化传统；而在论及现代文化传统时，又有意无意地淡化鲁迅的传统，甚至把他视为‘断裂民族文化传统’的‘罪人’：在我看来，这都是可悲的隔膜。本世纪思想文化上的最重大的收获，就是终于产生了鲁迅这样的民族的与世界的文化巨人；现在连承认他的思想文化遗产的价值(更不用说继承与发展)都成了 问题 (?!)，那就真的无话可说了。但仍然要说，而且是鲁迅的基本思想，他的元思想，出发点与归宿。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这是他在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距离今天正好90年。——我们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才认识到它的意义与价值的。从各个角度深入研究鲁迅‘立人思想体系’，是一个具有 历史 与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需要集中一批力量，进行长期的认真研究。”最后指出：“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的 时代 ’，这本是本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王得后的《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认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不同于孔夫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但因为那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实在是‘时代’不同了；实在是孔夫子不过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20世纪，人类开始觉醒已经三四百年。人类终于洞察自己是人物，自己也依循生物进化的历程由动物进化而来，不是上帝创造的也已经半个世纪。这些都是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不知道的。尤其因此鲁迅坚信‘生命第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思想，断然拒绝孔夫子以降为了治民众而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一面在发扬人的心智，做到‘人各有己’；一面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不允许改变的人的生存的根本观念，而建立新的根本观念。”最后指出：“人的生存，依托于物质条件；人怎样生存，却决定于生存的根本观念。‘立人’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鲁迅是一棵独立的大树，大概就是这样吧?”

高远东的《立“人”于东亚》认为：“东亚旧称‘东洋’，依旧韩的语义，乃指与‘西洋’相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地域；但依中国语义，东西洋之‘洋’，不仅为空间地域概念，而且是与现代进程有关的价值概念，所以国人指称‘东洋’仅为日本一国而已。”“虽然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圈已遭受现代国际关系的分割，但其文化特性仍带有某种统一性，尤其是问题的统一性。表面上看，‘私于一国’的民族主义，人情为重的交往伦理及利益表现， 社会 关系中的‘攘夷论’、消费行为的‘忠诚’倾向、政府在社会进步方面的主导权、等级尊卑意识和 政治 腐败现象虽好似各不相干，且各国程度、范围亦有不同，但它们其实都深刻地受制于文化深层的儒教精神，与其形式上的‘西化’成就形成有趣的对照。”“所谓‘立人’，所谓确立人的主体性或树立自我的主权，从而获得自由和解放，这一课题不能单独依靠自己来实现，也不能单向地解决，必须将它延伸到相互关系中。因为在主从关系中也能存在一个主人，但另一个却是奴隶。只有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fivity)的确立才是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建立主权的正道，才能克制主从关系，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奴役和压迫。”

其他发言有：王乾坤的《立人：请循其本》、徐麟的《首在立人》、摩罗的《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余杰的《显出的“新民”与隐匿的“立人”》、孙郁的《立人的途径》、张梦阳的《悟己为奴与立人》、支克坚的《“立人”与鲁迅精神》等，都把“立人”与摆脱奴隶状态、实现人的个体精神的自觉与独立紧密联系了起来。

四

专题研究是推动学术深入发展的有效途径。1996—1997两年间的鲁迅研究在如下专题上有所进展：

《野草》研究。《野草》是鲁迅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鲁迅研究的难点之一，一直致力于这一难点探索的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玉石近两年又有新收获。他于1996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的《现实的与 哲学 的——鲁迅〈野草〉重释》，凝聚了新的研究体会。其特点是素朴而切实，“得自认真感觉”的体味，没有如有些研究者那样把“更多的想象加在鲁迅身上”，避免了“从另一个侧面”把鲁迅“神话”化的倾向。正如作者在代序中所说：“这次对《野草》的‘重释’，就采取了这个视角：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的象征性的 艺术 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所以，这部“重释”纵然没有有些著作里表现的那种虚玄色彩和主观情感，但是却切切实实地与鲁迅作品、思想的本来面目相契合，具有更高的 科学 性。

《阿Q正传》研究。《阿Q正传》是鲁迅最重要的代表作，问世70多年来，研究和争论始终不衰。1996—1997两年间，除出版了张梦阳的专著《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和深度的阿Q研究论文。譬如葛中义的《阿Q典型与〈阿Q正传〉艺术结构问题》〔6〕，提出了《阿Q正传》本文实际存在的艺术结构上的两半之分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阿Q典型是很重要的。即使只是从艺术直觉上，我们也可感悟到作品前后两半之间，无论在情节逻辑与场景构成，或形象描绘与语言格调，以致于人物性格意蕴等方面，两半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作品结构的两半之分，表现了阿Q形象的两极特点：“是我国辛亥革命时代一个流浪于 农村 社会底层而表现着极端反常性的精神胜利法性格特点，又有着正常的人生悲剧命运的小人物的现实主义艺术典型。”只有从这两极特点进行认识，才能理解阿Q艺术典型的完整性与鲁迅创作方法的复杂性。李林荣的《文化断带上的游魂——〈阿Q正传〉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人格形象关系初探》〔7〕，认为阿Q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者，他的思想、性格的歧变和分裂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构型的缺陷和断裂同构而对应。阿Q“革命”问题的真正底蕴不在于 总结 辛亥革命的得失，而在于“暗示了中国社会文化本位的特殊性质，同时透露出在中国社会内部撼政权易而撼文化难、撼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的地位易而撼无名无姓随时都可以替补到社会各阶层的空位上的人物的根基难这两个令人压抑的消息”。

《故事新编》研究。《故事新编》是鲁迅主要在后期创作的历史小说，许多 理论 问题令鲁学界争论不休。 《鲁迅研究月刊》于1997年1、7、11期接连刊载的郑家建所作《〈故事新编〉新论》：《“油滑”新解》、《神话·〈庄子〉和想象力传统》、《史传的叙事智慧与上说家的诗学情怀》，从现代理论思维高度对《故事新编》研究史上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与 分析 ，值得引起研究家们的注意。

另外，《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连载王乾坤的《鲁迅世界的哲学读解》，从哲学角度解读鲁迅作品和思想，给鲁迅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思维与信息，不失为两年间的可喜之事。

五

对鲁迅研究进行历史反思，是80年代末之后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的现象。1997年12月，《鲁迅研究月刊》上刊登了两位年轻人赵学勇、刘铁群的长篇论文《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

该文提出如下重要观点：(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使鲁迅研究无法上升到研究的高度。”“鲁迅研究中第一个时期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对立派和第二时期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在进行鲁迅研究时都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了歪曲的评价，进而走向了对鲁迅及其杂文的根本否定。”“根本价值观念不同，又不在理解的基础上思考研究客体，使得他们离开了从社会人生的整体意义感受鲁迅作品的有效角度，而仅仅停留在个人道德的评判上，当然难以做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文学或思想的新发现，也难以对鲁迅作品的潜在意义做出独立阐释，更难以上升到一个研究的高度。他们是以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阻死了自己的研究之路。”(二)“独立性与主动性的丧失阻碍了鲁迅研究取得探索性的突破。”“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一阶段的国内鲁迅研究是在一种文化整合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标志着中国马列主义文化思想的胜利，各派鲁迅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被整合起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一切言论的最高指导方针，鲁迅的思想及创作的历史价值只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体系中分析和评判。这样，在权威理论话语的支配和压力下，研究主体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无法在鲁迅研究中取得探索性的突破。” (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影响。”“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是在中国大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潮流中重新起步的。灾难性的‘文革’的结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返回自我’的历史条件。”“但是，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并没有从此散去。在思想解放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的促成，中国固有的各种传统思想文化又在社会上活跃起来，掀起了‘国学热’、‘新儒学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无疑要对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产生影响”，“第一，在文化还原过程中，不少鲁迅研究者又跌入传统文化的旧圈子，再次给鲁迅研究带来局限。”“第二，‘新儒家’的复兴带来了对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使鲁迅研究再次面临历史的考验。”

〔1〕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3〕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

〔4〕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

〔5〕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

〔6〕《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5期。

〔7〕《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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