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哀悼日CCTV电视直播对媒介仪式的呈现

[摘要]：

媒介仪式通过呈现出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邀请观众参与到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全国哀悼日TV电视直播呈现的媒介仪式，唤起了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多元被同质化为“一体”，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单元。

关键词： 全国哀悼日 媒介仪式 电视直播 共同体

一、引言

媒介仪式是指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被邀请参与到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最终呈现的一种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1]这种“被邀请参与”即可以是直接的参与（如作为演员参与表演），也可以是心理的参与（如通过观看演员的表演达到心理上的接近或满足）。在传媒环境下的 现代 社会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参与。

而被邀请实际参与的人在传媒的窥视下，借助某些象征性的符号（如道具、活动或场景），进行着某种文化的表演。说到“表演”，在民俗学与人类学领域里有两种关于表演的看法。第一种是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 艺术 的交流方式；第二种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显著的事件。[2]后者与媒介仪式有着某种暗合，媒介只能框选某些具有特殊性、显著性的事件。这些事件的框选一方面符合媒介的逻辑，一方面在于通过这些代表性的事件可以达到某种秩序、冲突、情感的调适。基于媒介呈现的文化表演的时空局限性及其与其它时空的相互联系性、邀请参与性、异质差异性、计划性在电视直播中一览无余，并且通过电视直播，升华和强化了人的情感。

在全国哀悼日期间，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3]

在三天全国哀悼日期间，许多报纸、网站不约而同地变成了黑白版面，电视台更是整齐划一地转播TV全国哀悼日的电视直播。这不仅是 中国 传媒“喉舌论”的高度集中体现，从媒介仪式的观点来看，也是通过电视这一媒介获得一种“治愈性仪式”，力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想象共同体的传媒责任。

二、全国哀悼日TV电视直播对媒介仪式的呈现

电视直播将仪式置于媒介的窥视之中，摆脱了千百年来人类始终无法摆脱在现场观看时所受到的特定的空间与视觉的局限。“电视这一声像并茂的当代传播媒介取代了这类活动所依赖的传统的‘演出舞台’，打破了传统的‘舞台’辐射范围所限定的‘社区’空间和它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创造出了新的社会交往的空间和新的社会现实的定义 方法 。”[4]但媒介事件又不可能在传媒的舞台上不拘不束地公演，即使我们将它认定为“ 历史 的现场直播”，但“传媒毕竟是局促的历史舞台。”因为媒介有着自身的逻辑，“它部分基于传媒技术的潜力和特征，更重要的是有它动态的部分，即基于特定政经历史条件的动力、规范及其演绎。”[5]全国哀悼日TV电视直播即是媒介逻辑下对媒介仪式的呈现。

北京时间5月19日14时27分，TV新闻频道以黑底白字打出：“沉痛悼念汶川特大地震遇难同胞”字幕，电视这个平时“喧嚣”的潘多拉宝盒在这一时刻失去了声音，只留下了让人沉缅的画面，并将全国的目光聚集到TV这事件直播的中心上。

字幕在我们的目光注视中停顿了60秒，然后TV直播将场景缓缓转到北京天安门——这一联结汶川大地震的中国政府这一象征符上。电视直播中的天安门广场一片低沉，默默等待着14时28分全国哀悼日的到来。

14日28分，电视直播在防空警报鸣响中将镜头对准了北京天安门的哀悼现场，在摇镜头中依次将哀悼的场景转到都江堰—北川—北川—北京新华门—外交部—天安门—黑龙江—新疆—上海—香港—澳门—宝成铁路抢修现场—北川。这条空间路线的转移以天安门为起点，以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北川为终点，代表党和人民政府的象征符号（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出现了4次，代表地震灾区的象征符号出现了5次（都江堰，北川，宝成铁路抢修现场），而代表地震重灾区的象征符号出现了3次（北川）。

电视直播不仅将我们带入一个又一个同时进行的哀悼现场，而且也在延伸着默哀的时间。短短三分钟的默哀在TV直播中接近6分钟，这一方面在于电视直播需要展示有代表性的空间，一方面却因为空间的延伸顺延了默哀的时间。TV直播对时空的这种特殊处理其实质是在呈现一个完整的媒介仪式：将实际的默哀时间延长，并以同时态的方式直播。通过直播，TV不断地强化“举国志哀”和“华夏同悲”这样的空间框架。

在全国哀悼日三分钟的默哀直播中，我们看到国家领导人胸带素花，神情凝重，一位在救灾现场抽泣的妇女的脸，一张张泪水从眼角滑落的脸，伫立在马路上低头默哀的人们，抗震救灾现场解放军脱下了军帽，市民点起了烛光，汽车长鸣、火车呜咽……，通过这些带着区别的镜头，我们感受到的是同样的悲痛和哀思——尽管表达默哀的方式不同。《新闻联播》在播出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举行默哀仪式的新闻时，罗京的画外音则为全国哀悼日定下了基调：“今天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辽阔的中华大地，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在直播中，我们看到涵盖全国各地的默哀仪式，TV成为各地哀悼日默哀活动得以跨时空同步的组织者，构筑了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延绵，成为全球华人哀悼罹难同胞的情感宣泄舞台——“共和国在哭泣”！

通过那寂静低沉的三分钟默哀直播，电视将我们联系起来，它的累积性呈现，形塑的是一个中国遭受大灾难后的哀恸现实。作为仪式的电视直播通过电视这样的声像俱全的媒介的符号表述而获得现实的意义，它为所有通过电视联结的地区的人民提供了共同的趋向点，将收视电视转播变为哀悼的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 [3]。通过电视直播，我们确实能在心中大体想象出数以万计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电视直播让每一位默哀仪式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他进行的仪式在同一时间正被数以万计（或数以百计）他虽然完全不认识，却确信他们存在的其他人同样进行着。当我们看到素不相识的人同样在马路、救灾现场、地震废墟、学校、火车站、港口等地方默哀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哀思世界就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我们依赖电视这个“墙角的盒子”，通过直播这一重要纽带将自己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在心理汇聚成一股“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力量。

TV直播还将我们带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及降半旗仪式中。在电视直播中，我们看到了庄严的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然后又在无声中为平民徐徐而降。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本身就是一件神圣的仪式，而经由电视直播后，再次将神圣的升旗仪式转化为凝重的媒介仪式，带给我们无比的震撼和感叹：“当国旗徐徐下降时，每一位罹难者的尊严冉冉升起。”其渗入的是让人一生难忘的“汶川伤，国之殇”这一集体伤痛，其表达的是“愿生者坚强，愿逝者安息”的集体心愿，其凝聚的是“众志成城”的集体价值。

TV全国哀悼日电视直播通过全国各地的三分钟默哀现场与天安门的升降旗仪式这两大象征性活动的直播，以镜头的组合剪辑呈现了各地同时进行的默哀仪式及升降旗仪式，显示出空间的延续和时间的同步，中华民族的多元这时被同质化为“一体”，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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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总结 :传播对想象共同体的建构

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因为以电视为代表的 现代 传媒的介入而变成了“媒介仪式”，尽管媒介仪式基于媒介的逻辑呈现的是“局促的 历史 舞台”，但电视直播对时空的延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演的文化表演舞台，它邀请人们参与其中，唤起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发挥维系秩序、调适利益、冲突和关系的功能。在这里，传播是作为“共同体”的隐喻而存在的，而共同体的形成又是通过想象这一形式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想象是传播实现的方式，而传播实现的结果，则是对于“共同体”的建构。”[6]

电视直播不仅是出于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而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因此，电视直播有了仪式的色彩，并通过媒介事件的直播，不断建构着媒介的仪式，它仍旧没有脱离“仪式”的隐喻，继续实现着分享、参与、合作、交往。

电视直播的意义在于“唤起和重申 社会 的基本价值并提供共同的焦点，为人们提供一种民族的，有时是世界的事件感，使某些核心价值感或集体记忆醒目起来。”[7]唤起的这些核心价值感、集体记忆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想象中，这正是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作为民族的一员，即便是人数最少的民族的成员，基于地理的局限也不可能认识我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彼此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而实现这种相互联结的意象的纽带部分要归功于以电视为代表的传媒及其呈现的媒介仪式：电视直播通过呈现媒介仪式化的事件，为我们打开民族想象之门提供了一把想象的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我们体验了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

[注释]

[1]张兵娟.仪式 传播 文化[J]. 中国 广播电视学刊, 2007,(3):85.

[2]理查德•鲍曼.美国民俗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表演”观[J],杨利慧译.民族文学 研究 ,2005(3):144.

[3]国务院公告..gv.n/zgk/2008-05/18/ntent_981560.ht.

[4]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 科学 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下）[J].现代传播,1996,(5):20.

[5]潘忠党.历史在传媒建构中的秩序[A].郭建斌,吴飞.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397.

[6]郭建斌.教学杂谈（九）：共同体/传播/想象［EB/L］.dulng2002.blg.hexun. /

19384562_d.htl. 2008-7-4.

[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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