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转型视域下领导者转型的八个维度（上）
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领导者要完成现时代的思想转型，首先必须进行理性顶层设计，从过去的成功经验中解放出来；必须面向未来趋势，从现实的短期利益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及时反思：从盲目地追赶中解放出来；必须追求社会共赢，从狭隘的既得利益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领导者转型；成功经验；短期利益；盲目追赶；既得利益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35-07
解放思想是一个社会无止境地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一个历史节点思想解放又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有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解决的症结，往往不是客观的约束，而是主观的障碍——思维瓶颈。思想不转型就无法解决困境，思想转型就成为一种必需。思想解放的无限可能性因此而演变为有限地现实性。解放思想是思想转型的精神前提，思想转型是解放思想的具体归宿。领导者角色是指处在国家系统中的领导者所表现出来的由其特殊地位决定的符合社会对领导者期望的行为模式。领导者担当着社会利益的协调者、未来发展的设计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管理的创新者、思想的先行者、勤奋的学习者等多种主要角色。那么，国家领导者们现时代思想转型的主要指向应该是什么呢？
理性顶层设计：从过去的成功经验中解放出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化发展的过程乃是对环境的挑战做出应答的过程。凡是依赖以往成功的经验来应付新挑战的文化都一一被淘汰了。只有那些不断更新自身的文化、对新的挑战做出创造性应答的文化，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1］。而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就是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方式。
顶层设计首先要做的不是改革方案设计，而是对设计过程本身的设计。顶层设计首先要做的不是设计本身，而是对设计的设计、对改革顶层设计背后的制度程序设计。完善后台设计之后，才能保证改革的顶层设计是为中国设计，是为人民设计，而不是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设计，使改革不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锁定。程序的科学，才能保证设计的科学和科学的设计。
首先，顶层设计，意味着对国家发展有一个理性清醒的透彻理解，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明确判断和对发展路径的清晰选择。顶层设计，一定要有选择地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明的精华，只有用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作为一种发展理性的重建，必须告别过去的发展模式，对以往的实践做一次深刻的扬弃，从过时的经验中解放出来。昨天的经验是好坏参半、充满矛盾的。所以，在我们继承以往成功的做法的同时，必须及时抛弃掉那些已经或正在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如：片面追求单一的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幸福，忽视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不计代价，不讲质量地追求gdp的增长；片面地追求效率而严重忽视社会的分配公平，导致贫富悬殊；掠夺式地发展对自然生态保护的严重破坏，等等。经验往往是过时的习惯，许多原来被当做是经验的东西，现在也许更应该当做教训来借鉴。昨天的成功经验可能是未来成功的绊脚石。过去30年创造辉煌的许多“经验”，也许会成为我们未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昨天摸石头过河是正确的，但当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风险长期积累接近临界点的时候，再摸石头过河，可能会被淹死，这就迫切地需要自上而下的、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
正确的顶层设计，不仅需要从自己的经验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要从西方发达国家过时的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迷信市场、“市场万能”和“市场专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中解放出来。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各种金融工具利用杠杆效应，给社会经济制造的风险越来越多。斯蒂格利茨说：“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2］市场看不见的手变成了自私贪婪的、吞噬财富的“市场魔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鼓吹的“完美市场”是不存在的。市场是什么？市场的背后是自私贪婪而有限理性的人。市场不会自己纠错。市场需要监管，需要调控（当然，调控和监管的背后，也同样是有缺陷的人。所以，社会经济的控制常常陷入一种两难的悖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单纯的、绝对自由的市场机制，是不可能带来经济健康、合理、稳定的发展的。而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有可能弥补一些市场的盲目性缺陷 。难以设想，一个没有政府调控的市场，当代世界将会混乱到什么程度。不是政府该不该管，而是如何管的问题。1929年的大危机就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政府调控，也许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没有政府调控会有更多、更大的问题。现代经济学中那些被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浅薄性、庸俗性的东西被我们忽略了。世界的确陷入了一个“庸俗经济学”陷阱。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危机四伏，人类却充满错误思维。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混乱和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经济学理论的混乱和危机。传统的经济学已无法真正解决全球面临的发展问题，经济学需要哲学理性地梳理和澄清，世界发展已来到历史重要的岔路口，但人类似乎还没有做好改变的准备，未来还将不断惩罚人类的迟钝和短视。也许，重温马克思是必要的，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将世界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顶层设计不仅需要检视自己的经验，也要检视别国的错误。特别是要检视那些一直被我们奉为追赶模仿的榜样国家，如美国。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是一种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学习。次贷危机的爆发，戳破了美国金融制度的完美性幻象，这是一次酄魅过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美国金融业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成为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影片《华尔街》的导演斯通说：“银行长期以来都欺骗美国大众，大量融资、投机买卖”，“华尔街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赌场心态。”［3］银行负赢不负亏，盈利内部分红，亏损政府买单。这种制度安排不合理，鼓励银行内部人控制和不负责任的冒险。同时也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不断蚕食社会的经济基础，放大和累积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有时短期内带来了财富快速增长的表面繁荣，但一旦爆发系统性经济与金融危机，往往造成大规模的经济灾难。有我们超越了过去的经验，我们才能更合理地进行顶层设计。
面向未来趋势：从现实的短期利益中解放出来
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要获得科学合理有效的发展，就不能不把握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势，就不能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只有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大格局中，才能为现实的发展做出合理的定位和正确的定向。在发展极其缓慢的传统社会，未来往往非常遥远，对于当代人的影响极其有限，是可以忽略的；而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未来往往就是即刻到来的现在，未来对现实的冲击无法避免，因此面向未来开始成为当代人类意识的主导。我们必须在认识世界趋势中理解中国的现实，在理解世界的趋势中把握中国的现实。领导者只有在世界的大趋势中才能准确地了解中国，领导中国。要改变结果就要首先改变过程。我们只有学会用未来领导现在，才有可能做到用现在确保未来。管理学者杨云龙说：“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对领导者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眼前那些看得见的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那些即将发生的、你却没有预料到的事情。”［4］
未来是一个灰色系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5］。我们的领导者必须提高社会能见度，提高未来能见度，善于理性预期。在一个浮躁的经济至上的时代，特别需要我们领导者具有发展的前瞻性和对未来负责的精神，需要有更深刻的价值观和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关注长远发展，而不要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国家乃至世界的未来。
我们的一些领导者之所以忽略对社会趋势的研究和判断，对前瞻性主张持怀疑态度，是因为他们认为前瞻性主张只是耍嘴皮子，没有实际价值，执行日常工作才至关重要的。认为最要紧的是脚踏实地地执行日常工作，确保工作贯彻实施，而不是空谈。但实际上，如果战略方向错了，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与大趋势背道而驰，那么，再务实也是白搭！
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但领导者仅仅知道细节是不够的。一个船长了解船上每一个螺丝钉的位置，但却不知道船的航向，那结局将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前瞻能力，需要对未来趋向的把握，需要有透过纷繁的表象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需要有在变化无穷的环境中作出战略选择的决策力。前瞻能力，决定着一个领导者对事业发展的有效掌控能力。在现今世界，随着世界转型和价值转向，领导者的前瞻能力尤其重要。只有具备前瞻性，才能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有正确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行动，才能驾驭全局取得事业的成功。
世界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指出：每当你看见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是 人做出过勇敢的决策。而勇敢决策的前提是对未来趋势的超前预见和清晰洞察。21世纪是一个选择的世纪，我们选择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要认清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要认清人类未来的价值取向，要具有未来的方向感，就要学会用更动态的思维来看社会发展，以终为始，用长远的战略眼光认知当前的事物，就是要做未来不后悔的事。不要造福一时，造祸一世。
当前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流行病，就是过于重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利益，被眼前利益——gdp所绑架。“发展”本末倒置地变成了gdp的附庸。“许多地方政府与国企忙活的所谓‘转型升级’，经济还是在沿着粗放老路滑动，产业还是在不惜以资源环境为代价铺摊子。走遍沿海与内地，得出的印象大体一致：挖山、填海与‘重化’。因为这些创造gdp数字来得快，在长期形成的数字与干部提拔密切联系的制度惯性下，要改很难。然而问题在于，这样发展下去环境吃得消吗？”［6］领导者要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合理和谐的发展，敢于从经济增长的单一价值取向中解放出来，敢于从片面追求gdp的非理性亢奋中解放出来。不去片面地攀比gdp，别人的盲目和愚蠢并不能成为我们也必须盲目和愚蠢的理由。“中国业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既有增长模式造成的进一步污染。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问题，不是经济增速是否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节点由于资源要素约束突然减速，而是不可持续的既有增长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成果。”［7］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调低，是中国政府经济决策的开始理性化的标志。
其实，领导者第一位的工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领导者不能成为既盲又忙的事务主义者。领导者应该从“现实”中醒来，因为过度沉迷于现实的人，将脱离和失去未来。就像“黄色巨人”柯达公司过于看重眼前的胶卷利益，而错失了发展数码相机的大趋势所显示的那样，现实利益常常成为“现实陷阱”或“现实的黑洞”。许多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的人，其实都是滞留在昨天思维的人。他们密切联系已经或即将丧失内在合理性的现实，沉湎于表面的现实，而忽视了深层的现实动向，其思想已经滞后于现实的真实发展趋势，结果自己被自己绑架，被现实深度套牢，成为现实的殉葬品，被未来所遗弃。趋势决定命运。沉湎于眼前的利益，错把今天当昨天的人，是没有明天的。
解放思想体现为思想成熟而不是思想的狂躁，而思想成熟的标志就在于它思考问题开始从单向性走向复合性；从短期性走向长期性。过度地沉湎于现实，是一种局限思考，是一种近视和不成熟。
人应该从经济无限发展的迷思中解放出来，对经济增长的高预期和过度的心理依赖，使社会心态变得十分脆弱。人总是希望经济无限地高增长，问题是，这一想法却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经济发展是一个越来越慢的过程。基数的增大，自然的外部约束，慢增长将是世界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从高增长的狂想中解放出来。哈耶克说：“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8］
鉴于人类的短视，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人们往往高估了眼前利益，低估了长远利益。为了一些毫无实际价值的gdp数字，就用青山绿水去搞重复建设或污染企业，就好比一个人用钻石去换马赛克，用沉香去烧木炭一样。长线是金，别人贪婪时我恐惧。不争一时之短长，不图一时之名，不争一时之利，让时间去证明谁是最后的赢家。那种没有明天的发展，可能会赢得暂时的增长和竞争，却不会赢得真正的幸福和发展。被称作“商界思想家”的冯仑曾说过：“有前瞻力，才能成为社会中最好的驾驶员。怎样才能看得远呢？你往高处走，你就能看到。怎么叫高呢，高是意境，高是价值观。”［9］ 思：从盲目地追赶中解放出来
思想转型是一种对实践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性的思考。反思就是要找出我们过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反思必须是在新的知识和观念基础上，对自己的实践进行反省。反思就是站在新时代的价值观、新的知识层面、新的技术层面上，对自己的实践进行再认识。反思成为一种纠偏、纠错机制，我们才能在对未来发展中提出建设性的高屋建瓴的设计思路。如果，我们的反思不是站在更先进的价值观的思想制高点上，而是仍在已经落后的、陈旧的发展思 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进行反思，那么，我们的解放思想就会出现“本来想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另外一个房间”［10］的尴尬局面，把本来应该抛弃的弊端、缺陷、错误却当作错失的宝贵经验而坚定地“解放”出来了。
人类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那些认为自己从不犯错误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不敢直面错误的人。因此，善于自我反思应该是学习型领导者和学习型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只有善于自我反思的人，最终才能有所成就。而那些所谓务实的、不善于读书学习、不善于及时反思、心无旁骛、勇往直前的人，往往会在脚踏实地中不断落后，若干年后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踏踏实实地走弯路。
古希腊人说：认识自己才能赋予智慧，得福免祸。一个人只有自我认知，才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人生，通过自我认知能正确认识自我，能把握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优势，并加以珍惜和利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或相对落后地区，在反思中思想转型，就是在发展的思路上，要从同质化的竞争和盲目的追赶中解放出来，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战略和跨越式的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资源。同质化的竞争，往往导致合成型荒谬——产能过剩和集体不景气。而亦步亦趋盲目地追赶，只能不断地重复性落后。
相对落后地区的领导者，在反思中思想转型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要忘记和浪费了自己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的核心在于充分认知先行者的双重价值——他们的优点和缺陷，拒绝盲目地追赶，及时发现领先者的错误和弯路，及早纠偏。后发展地区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而不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做跟屁虫。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可以在信息明确的前提下做出正确合理选择。走别人走对了的道，跨越别人走错了的路，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地节约试错成本、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而具备后来居上的可能。所以，如果落后地区想要有重大的改变，就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盲目追赶地发展中解放出来，把跨越发展与差异化发展战略巧妙结合起来。否则，单纯的以规模速度总量为主的跨越发展可能掉入“后发劣势陷阱”，即不断重复先行者的错误而无法超越。雷同化的跨越式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换头脑比换技术更重要。后发地区的领导者需要头脑的革命，需要一场头脑风暴。所有重大的突破都来自打破旧的思维模式。面对重大问题时，领导者应该站在更高层次来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从同质化竞争的红海战略走向差异化发展的蓝海战略。
老的方法只能得到老的结果，只有改变方法才能改变结局。发展转型要求领导者跳出单向的线性推导，从旧发展理念的逻辑思路中解脱出来。领导者要有反周期的智慧、勇气和平常心。当所有人的思考都涌向某一方向时，最聪明的头脑是：清醒地反思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思路。因为发展战略最需要的是独特的智慧而不是简单地追随大流。每个地区的自然禀赋是不同的。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与差异化战略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能。起点可能影响结果，但不是决定结果的唯一因素。“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只是技术问题；让自己向哪个方向跑，才是战略问题。”［11］
领导者解放思想的一个误区，是要从盲目的“创新”中解放出来。要特别警惕所谓的“创新”判断中可能包含着不自觉的“偏见”。许多所谓的“创新”，只是习惯思维的强化和极端化，而没有任何新的元素和先进的组合。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12］，就是把新的要素组合进生产系统。用这个标准看，我们的许多创新不过是在“创旧”、在炒冷饭。这个世界既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而是有“新”人的世界。创新，就是要创造“新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如果是不合理的、不先进的东西，即便它是新制造出来，它也不能被称之为创新。新制造出来的垃圾仍然只是垃圾而已。不要总是幻想找到便宜的捷径，只有全心投入，才会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领导者的思想转型，还要从那种盲目地追求高速的发展中解放出来。许嘉璐说，“一味地快走，只能迷失方向。”［13］领导者不要做误入歧途却健步如飞的盲干家。欲速则不达，有时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因为发展是一场超级马拉松，而不是十几秒钟的百米赛跑。所以，经济的发展需要长跑思维，而不是短跑思维。不要逞一时之勇。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有时所谓的快速就是 陷阱，就是在透支未来。当别人鲁莽地比“快”的时候，我们要自觉地放“慢”速度，要保持好自己的实力。在发展中优化发展，宁缺毋滥。最合理的就是最好的。后发展地区千万不要沉溺于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的生态利益，做那种拔苗助长的蠢事。不要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甚至是饮鸩止渴的方式去求“快”，更不要用生态环境的大破坏去换取所谓的“大发展”。
后发地区的领导者在思想转型中，要对“发展”进行发展。重新理解“发展”，正确理解“发展”，全面理解“发展”。在发展方向的转换和价值的重估中，及时纠正自己的价值盲点和误区，及时发现新的价值趋势。由于人们认知的失真，许多事物会由于“折射”与偏见而产生价值失真。可能原来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先进，而原来看似“丑小鸭”的东西，其实却是“白天鹅”。因此，领导者千万不要沉迷于过去的价值误区，不要千方百计地毁掉自己的生态优势。不要把生态良好的“白天鹅”错当成经济落后的“丑小鸭”给误杀掉。
改变方法首先必须改变观念。改变观念就是要懂得“不发展的发展”，打破过去那种破坏性建设的思维定势。那种破坏性的增长与其说是增长倒不如说是浪费和折腾。在旧的发展模式中发展速度越快，将来就会被越甩越远。生态就如银行，我们的绿色财富越多，得到的生态利益就越多。相反，我们破坏生态环境就如借高利贷，破坏得越多，我们就越濒临崩溃。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不断地破坏性建设、掠夺式开发，许多后发展地区不仅没有获得经济优势，甚至原来的生态优势也正在流失殆尽。如果发现方向错了，停止前进就是进步，千万不要执迷不悟。 赢：从狭隘的既得利益中解放出来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会主义应该是共赢的社会和普遍幸福的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赢才能实现和谐。
传统资本主义的合成性荒谬就在于它不可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家利益的独占性，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私是个好东西，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增进社会福利。似乎合乎逻辑，但却不是事实。事实是看不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脚，不断爆发经济危机。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这种零和博弈、单赢思维的价值观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的：“一切真正危机的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14］在财富积聚的同时，苦难也在积聚。总之，正是分配的不公导致过度生产和有效消费不足的矛盾，才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人类社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共赢是一种集体功利主义的现实理性选择。生物学就深刻揭示了群落中生物间相互的共生性、生物个体或群体成功的奥秘，主要在于它们在群体中密切合作的能力，而不是强者压倒一切的本领。巴菲特呼吁向富人多征税，就是一种共赢思维。就在于他们摒弃“双输的小聪明”，而富于“共赢的大智慧”。苏共为什么垮台？因为人民不愿意再陪他们玩单赢的游戏。孤独的幸福不仅是可耻的，也是愚蠢的，因为单赢的游戏无法持续。美国民众的“占领华尔街”宣言中指出：“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15］。99%为什么要反对1%？因为这是一个将利润置于大众之上，自私自利置于法律之上，压制置于平等之上，企业界掌管着政府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自己属于99%时，对于另外1%的反抗就不远了。甚至连颇具权威的《经济学家》杂志也开始质疑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一个好主意吗？［16］
人们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存在，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单赢的结果往往是双输。所有的革命都是统治者非理性自私的结果。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并非社会生活的最优化。单赢是一种肤浅的精明，共赢则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共赢比赢更重要，是一种大赢。没共赢能力，是一种智力上的狭隘和能力上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坏蛋都是笨蛋，都存在心智上的残缺。人类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进化趋势是：共赢者兴，独赢者亡。共赢，是人类现代文明进化的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人类心智的成熟标志。
对穷人的态度，反 映一个国家政治的温度。对待穷人的态度，测量着领导者的良知！领导者一定要懂得穷人经济学。而穷人经济学的第一要义不是公平，而是公正。政治公正就是为社会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公正的裁判。许多穷人之所以贫穷，恰恰是不合理的制度设置造成的。公正的政治是穷人最后的希望。
公平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不公平经济的外部社会成本将导致政治的合法性质疑、社会的不稳定。所以，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既是经济的不正确，也是政治的不正确。“没有责任政治、没有人本价值、没有公共理性，文明价值缺失的经济增长，结果不是两极分化就是规模性非正常死亡。”［17］
共赢的社会意味着社会的公平。公平的社会才是有效率和有活力的社会。芬兰等北欧国家一流的创新竞争力，正是来自社会的公平，正是社会保障的安全感，降低了创新的风险，提高了社会创新的广泛参与性。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而贫富悬殊的“马太效应”往往导致社会利益的“囚徒困境”，从而产生零和博弈的恶性循环。贫穷和不满的积累，最后形成“合成型荒谬”，导致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爆发。
贫富差距过大会让低收入阶层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领导者作为国家管理者，自然会成为社会弱者的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公感以及对立情绪、逆反心理和群体意识的发泄对象。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如果不能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困的同时，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那么这种“相对剥夺感”也容易使人倾向于暴力［18］。这要求政府认识到解决好公众产生的“相对剥夺感”问题，实质上就是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能否使他们能够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的问题。
“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主要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但是仔细分析中国的社会群众的不满情绪的话，并不能归结于“相对剥夺感”。
不公平感产生对政府信任危机和可能的动乱。不公平是客观存在，不公平感则是主观心理感受。不公平不一定会导致我们这个社会崩溃，不公平产生的不公平感才会导致我们社会的崩溃。当社会的客观的不公平转化成社会普遍的主观意识时，社会就有发生动荡和政治危机的可能。
我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过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很大程度上是分配制度不公的产物。比如国有垄断企业管理层的高收入，薪酬改革方案，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往往导致利益分配相差悬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就不是因为“相对剥夺感”，而是因为人民的权利被实实在在地剥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仇富情绪，在许多场合或情形下并不是一个心理问题，并不是来自别人比我更富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不是来自于相对剥夺感这种“心理失衡”，而是来自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来自于民众的权利和利益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剥夺。我们只有直面问题，才有助于解决问题。
经济上分配的不公平，人们可以暂时容忍，人们还可以寄希望于政治的公正来调整经济上的不公平。而如果没有政治的公正，人民就会陷入绝望，就对政府失去信任，失去信心，政治就失去合法性。政治公正是社会最后的安全阀。
一个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公共政策，选择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干预社会生活，直接关系到该社会中种种矛盾、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从而也直接影响该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而这一切，在民主制度约束缺失的环境下，取决于领导者的政治良知和学识智慧。 中的领导者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领导者很容易利用公共权力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公共决策。所以，一个国家要追求的社会共赢，实现社会的和谐幸福，领导者就必须首先从狭隘的利益中解放出来，否则就可能误入“诺斯悖论”的陷阱。领导者本应该是“医生”，但却常常变成了“疾病”。
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所谓的“诺斯悖论”，指的是政府部门本来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对市场失灵领域进行必要干预，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补充与完善而非破坏。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打着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招牌，为政府部门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最后提供的可能就是公共灾祸。政府的干预行为本身应是一种公正 偏的公共服务，但是由于自身利益关联，有时却会导致政府的干预行为最后走到期望结果的反面。利益集团俘获地方政府。有钱能使“官”推磨。如果官员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最小化。
马丁·路德·金曾说道：历史就是一部记述特权集团很少主动放弃特权的说不尽的悲惨故事。卓越的领导者首先表现为管理自己，懂得自律，懂得把自己关进笼子里。领导者需要秉持一种更宽容、更温和的成功哲学和共赢的价值观。
其实，需要从既得利益中解放出来的不仅是作为国家领导者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也同样需要。美国的许多富翁都知道不能“赢者通吃”，因为他们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陪你玩总是你单赢的游戏。与巴菲特们的睿智相比，中国精明的富翁们为何在做傻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令智昏。当利益冲昏了头脑，思想就失去了自由。屁股决定脑袋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使脑袋变成了屁股——像屁股一样愚蠢。从不思考到不会思考，只有立场而没有是非。利益上的狭隘，使他们无法看到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地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在缺少的不仅是财富，而且还有对财富公正合理的分配。中国现有的主要问题也不仅是如何提高经济利益的增量，而且还有如何分配好经济利益的存量。
领导者不仅需要自己跳出狭隘的利益陷阱，同时，也必须为整个社会建立一种公平分配的利益机制。市场并不是天然的平等派！身份平等，但结果是不平等的，市场的自然结果往往是两极分化。纯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本能地会产生不公平。市场会失灵，看不见的手，有时是肮脏的手，没人性的手，没理性的手，冷酷的手。所以，社会需要一只温暖的、善意的、正义的、看得见的政治之手。
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合理改善自己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而总是让人民自我心理调适，学会怎样在一个不快乐的社会感到快乐，这样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卑鄙的社会。一个只问成败，不问是非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很多年前梁漱溟先生曾满怀忧虑地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好的社会何以成为可能呢？赵汀阳说：“现实世界里的成败和是非是完全不搭边的，只不过如果一个社会制度足够好，形成一个对好人有利的博弈环境，那就是一个好社会，反之就是一个坏社会。从《论可能生活》到《坏世界研究》，我不断在重复同一个话题，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如何使善良的人和成功的人达成一致，如何使“善”和“成功”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让好人不吃亏，解决了这个问题，好社会就成为可能了。”［19］如果善良的意愿，不能固化为一种科学合理的机制，这种善良将是短暂的。善良的制度比善良的意愿更持久，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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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众 石.华尔街因何成了众矢之的［n］.中国青年报，2011-10-11.
［17］姚力文，刘建平.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要命”［n］.南方周末，2011-09-30.
［18］董鸿扬.论社区服务产业化实体化社会 化的价值［j］.学术交流，2000（1）.
［19］赵汀阳.人类未来世界观备忘录［j］.绿公司，2010（5）.
责任编辑 任浩明
eight diensins f leadership transfratin in the ntext f sial develpent transfratin
——analysis n state leaders’ sial rles fr subjetive perspetive
liu xiabing
（guangxi institute f publi adinistratin nanning guangxi 530021）
abstrat: in the press f sial develpent transfratin, the state leaders’ suessful idelgial transfratin depends n ratinal tp-level design and freeing theselves fr frer suessful experienes; faing future trends and freeing theselves fr urrent shrt-ter interests; learning t reflet prptly and freeing theselves fr unrealisti ath-up entality; ahieving sial in-in situatin and freeing theselves fr narr vested interests.
key rds: leadership transfratin, suessful experienes, shrt-ter interests, unrealisti ath-up entality, vested interests 中的领导者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领导者很容易利用公共权力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公共决策。所以，一个国家要追求的社会共赢，实现社会的和谐幸福，领导者就必须首先从狭隘的利益中解放出来，否则就可能误入“诺斯悖论”的陷阱。领导者本应该是“医生”，但却常常变成了“疾病”。
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所谓的“诺斯悖论”，指的是政府部门本来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对市场失灵领域进行必要干预，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补充与完善而非破坏。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打着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招牌，为政府部门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最后提供的可能就是公共灾祸。政府的干预行为本身应是一种公正无偏的公共服务，但是由于自身利益关联，有时却会导致政府的干预行为最后走到期望结果的反面。利益集团俘获地方政府。有钱能使“官”推磨。如果官员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最小化。
马丁·路德·金曾说道：历史就是一部记述特权集团很少主动放弃特权的说不尽的悲惨故事。卓越的领导者首先表现为管理自己，懂得自律，懂得把自己关进笼子里。领导者需要秉持一种更宽容、更温和的成功哲学和共赢的价值观。
其实，需要从既得利益中解放出来的不仅是作为国家领导者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也同样需要。美国的许多富翁都知道不能“赢者通吃”，因为他们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陪你玩总是你单赢的游戏。与巴菲特们的睿智相比，中国精明的富翁们为何在做傻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令智昏。当利益冲昏了头脑，思想就失去了自由。屁股决定脑袋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使脑袋变成了屁股——像屁股一样愚蠢。从不思考到不会思考，只有立场而没有是非。利益上的狭隘，使他们无法看到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地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在缺少的不仅是财富，而且还有对财富公正合理的分配。中国现有的主要问题也不仅是如何提高经济利益的增量，而且还有如何分配好经济利益的存量。
领导者不仅需要自己跳出狭隘的利益陷阱，同时，也必须为整个社会建立一种公平分配的利益机制。市场并不是天然的平等派！身份平等，但结果是不平等的，市场的自然结果往往是两极分化。纯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本能地会产生不公平。市场会失灵，看不见的手，有时是肮脏的手，没人性的手，没理性的手，冷酷的手。所以，社会需要一只温暖的、善意的、正义的、看得见的政治之手。
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合理改善自己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而总是让人民自我心理调适，学会怎样在一个不快乐的社会感到快乐，这样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卑鄙的社会。一个只问成败，不问是非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很多年前梁漱溟先生曾满怀忧虑地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好的社会何以成为可能呢？赵汀阳说：“现实世界里的成败和是非是完全不搭边的，只不过如果一个社会制度足够好，形成一个对好人有利的博弈环境，那就是一个好社会，反之就是一个坏社会。从《论可能生活》到《坏世界研究》，我不断在重复同一个话题，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如何使善良的人和成功的人达成一致， 如何使“善”和“成功”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让好人不吃亏，解决了这个问题，好社会就成为可能了。”［19］如果善良的意愿，不能固化为一种科学合理的机制，这种善良将是短暂的。善良的制度比善良的意愿更持久，更可靠。
参考文献：
［1］熊映平.走进t教育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51.
［2］众 石.华尔街因何成了众矢之的［n］.中国青年报，20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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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 伟.巴西为何能冲出“中陷”?［n］.新京报，2012-03-24.
［7］章玉贵.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变轨［db/l］.（2012-03-18）http://blg.sina..n/u/230982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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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中原.1975-1982:难忘这八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1］经 纬，潘 刚.引领绿色未来［j］.新民周刊，2010（33）.
［12］从玉华.富豪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n］.中国青年报，2008-12-15.
［13］陈莉莉。热议马云现象 政商名人探寻中国企业管理“正道”［db/l］.http://teh.ifeng./it/detail_2011_10/21/10030169_1.sh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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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申宏摄.透析“占领华尔街”：99%为什么反对1%［n］.中国青年报，20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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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姚力文，刘建平.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要命”［n］.南方周末，2011-09-30.
［18］董鸿扬.论社区服务产业化实体化社会化的价值［j］.学术交流，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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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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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ia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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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 in the press f sial develpent transfratin, the state leaders’ suessful idelgial transfratin depends n ratinal tp-level design and freeing theselves fr frer suessful experienes; faing future trends and freeing theselves fr urrent shrt-ter interests; learning t reflet prptly and freeing theselves fr unrealisti ath-up entality; ahieving sial in-in situatin and freeing theselves fr narr vested interests.
key rds: leadership transfratin, suessful experienes, shrt-ter interests, unrealisti ath-up entality, vested inter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