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史美伦告别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

发布时间:2019-03-14 01:26:23 来源: 法制新闻 点击:

  自2001年2月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后,史美伦就站在了聚光灯下。三年来,她的每一次公开露面、她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各界的热烈反响,猜测和议论伴随了她的整个任期,包括她的去留定夺。如今,尘埃落定,这位来自香港的“女监管”正式作别中国证监会。
  1949年底,史美伦出生于上海。两岁时,她和家人一起移居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学毕业后的史美伦远赴美国求学。1972年在拿到了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文学士学位后,史美伦结了婚,丈夫为美国求学期间结识的查懋成。
  查懋成的父亲查济民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懋成在美国所修是工商管理,学成之后亦从商。史美伦在有了一双儿女,年近30岁时,决定再进课堂,修习法律。
  在30岁时当一位“妈妈学生”,这个选择并非易事。 “战后香港的环境还不是很好,而年轻人都有很强烈的求上进的愿望,”史美伦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成长的年轻人,很多都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同时,她也深感自己的幸运。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正经历着快速变革,女权运动渐入高潮,女性地位提高,就业机会也比以前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史美伦才得以再进课堂,而当时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可能。
  1982年,史美伦如愿以偿,拿到了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起,她成为美国执业律师,获准在美国加州及美国联邦法院执业,并进入著名的旧金山市的Pillsbury, Madison and Sutro律师事务所工作。
  1985年,史美伦和家人迁回香港,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其间,她曾赴上海老家创办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虽然多年未在内地生活,但史美伦对于内地的情况并不十分陌生。成为律师之后,她曾任多家国际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因为客户业务也经常回国。作为律师,史美伦的主要领域是包括商业法、公司法以及跨国公司的投资事宜,她曾参与过麦当劳、可口可乐、宝洁等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贸洽谈,特别是对北京第一家麦当劳的开业着力甚多。
  回港做了六年律师之后,史美伦面临一次职业生涯的转折:任职香港证监会。香港曾在1987年经历了股灾,政府痛定思痛,于1989年5月成立了旨在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证监会。正是从本地及海外招兵买马的时候,证监会主席Robert Owen亲自出面,诚恳相邀,史美伦最终决定转行。1991年1月,她正式加盟香港证监会,担任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是早期香港证监会高管人员中仅有的两名中国人之一。
  “当时香港对证监会有很多攻击,我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磨练出来的。看到、学习到很多,监管的原则性问题要坚持,但亦需考虑执行时的实际情况,基本原则是不能随时改的。”史美伦回忆道。
  90年代的香港股市从低谷升起,香港证监会参与了香港市场的专业化建设过程。史美伦觉得自己“看到香港证券市场整个发展过程,也从不同国籍的监管者背景、经验,学到了很多”。
  史美伦很快升任为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高级总监、执行董事,并于1998年出任副主席。她负责统筹证监会各部门的政策制定工作,特别是负责收购兼并法律的制定执行。由于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各司其职,对收购兼并的监管被普遍视做证监会最具实权的工作。同时,史美伦也掌管着香港证监会的机构资源部,包括所有支援职能以及公关与投资者教育等部门。
  在香港证监会长达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史美伦经历了数轮市场的大起大落,应对了各种矛盾和挑战,其中很多成为经典的监管案例。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著名的“怡和事件”,1997年春末夏初香港证监会与香港联交所联手打压操纵股市的庄家等。这让史美伦赢得了“铁娘子”等称号,成为香港证券市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在史美伦离开的时候,证监会的同事们送给了她一幅字留以纪念――“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这幅字后来跟随史美伦来到了北京的办公室。
  赴任北京是史美伦职业生涯的一次巨大转折,这让她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2000年,北京的友人向她转达了来自朱槠基总理的邀请。史美伦称自己当时“受宠若惊”。
  2001年2月,史美伦正式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她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从海外聘请的第一位副部级官员。
  其实,史美伦对内地的证券市场并不生疏。1992年到1993年期间,中国证监会尚未成立时,史美伦就曾与国家体改委的有关人士合作,参与起草H股上市的条款和各种文件,经常往返于京港之间。
  其时的史美伦已然让合作方看到了她强硬的一面。对内地情况的熟悉并没有让她放弃监管原则。史美伦曾表示,在与内地官员经过了冗长的磋商后,双方取得认同:内地企业与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结果是“我们再度贯彻了这一原则”。
  被香港证券圈里同事们直呼其名“Laura”的史美伦,一直习惯于低调行事,在内地的“众所瞩目”多少让她有些不适应。她上任的2001年正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年,这一年开始了一轮对违规上市公司的严厉查处,这一切被自觉和不自觉地与史美伦联系到了一起,甚至有人称,连股指的涨跌也和她有关。史美伦对此笑言,“太高估我的力量了”。
  作为所谓“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史美伦一直是部分市场人士攻击的重点。2003年初,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以及副主席高西庆相继离开证监会后,市场即传出史美伦亦将离去的消息。那也正是她任职到期的时间――2001年接受邀请的史美伦曾答应只干两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史美伦坦陈自己当时确有去意,首先是出于“家庭考虑”。但想到当时对股票发行上市的大刀阔斧改革工作――包括发审委的改革和保荐人制度的建立尚未开展,在有关领导的挽留下,她决定留任一段时间,直到主要的改革工作告一段落。
  史美伦也曾指出,所谓的“做事不懂国情”也许是自己最大的缺点。但她同时表示,做监管工作一定会受批评,绝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基本原则。
  史美伦直言不讳,痛陈中国证券市场“四大病”――上市公司缺乏盈利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责任意识淡薄;市场的操纵行为比较普遍;投资者的素质有待提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曾表示,自己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是没有资源和时间去做投资者教育。
  去职的史美伦没有完全离开这个市场。在最近刚刚成立的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中,史美伦担任副主席,任期两年。
  史美伦留下的甚至不止这些。在中国证监会,史美伦捐出自己国内工作大部分薪金所设基金,为证监会官员赴海外培训提供了财务支持;在北京大学,她建立的“史美伦奖学金”已经支持新建的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将一批批在职财经新闻人送往海外媒体实习考察。最近,并在伦敦经济学院建立奖学金,每年提供一名大陆学生念硕士学位的全部学费。
  卸任后,史美伦将会担任数家香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念及在国内推行的独立董事改革,她笑言自己是“身体力行”。此外,她还有可能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公职,但不会是全职。
  身为女性监管者,史美伦并没有感觉自己的性别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大家特别的关注,史美伦认为与个人性格有关,“我对很多事都可以看得开,做事最重要,结果更重要。” 史美伦的一句习惯用语就是“I look at results”(我看重结果)。
  她说:“我不太会讲,也不愿意多讲。即使这样,偶尔讲的东西也往往容易被曲解。在我看来,多做少讲是比较实际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说,看results(结果)。”
  对于压力和指责,史美伦表示能够心平气和,处之泰然, “正确的意见我会借鉴,其他的,我不会放在心上”。说起家庭和子女,史美伦感到满足和骄傲。在她看来,做女人的选择比较多,工作不一定是生活的全部。
  在中国证监会的三年间,史美伦最初是两地奔波,每两周回港一次,其间有时先生来京小聚。今年母亲在上海病重,史美伦的“空中飞人”生涯又多出一站“上海”。“那时候真是很累很累。”她承认说。或许就是长年的工作劳碌,史美伦在这期间曾入院做手术。如今虽已痊愈,但仍需要休息。
  暂别内地,史美伦得以回到香港与家人共享天伦,更少了鞍马劳顿。但在大陆、在香港,她还有很多工作能做,也需要她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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