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媒体生存的艰难

今天看了指名道姓首次揭露中国奶粉黑幕的“英雄”简光洲博客中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

而对于部分媒体可能收到三鹿的“封口费”，简光洲不愿指责这些同行，因为他认为外界无法理解中国媒体生存的艰难，在生存有问题的时候，良心价值几何？

在山西“9·8”尾矿库溃坝特大事故发生当天，当地市、县对外发布的消息称“因暴雨发生的泥石流”，而事实是，事发当天和前几天，当地根本没有下暴雨。当日上报和对外发布的伤亡情况是：“截止10时，救出1人送往医院、死亡1人”。走访当地群众，却无一认同此说；而最后公布的伤亡数字，却令人膛目结舌。

10月6日，国务院组成了山西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对这起当初被披露为仅“造成11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进行调查，以彻查事故中有没有瞒报谎报的行为。这起事故之所以出现了从“自然灾害”变为“重大责任事故”如此巨大的逆转，源自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举报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9月17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对此事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对“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进行核查。

除了极个别的记者勇于挑起道义的责任外，我们很多媒体尤其是当地媒体在事故发生之时以及之后都忽然集体失声，这不能不说令人匪夷所思。而当我看到简光洲那隐晦的话语时，却不得不同情记者的生存处境。在所有的重特大事故当中，不是记者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是记者不想对新闻敏感事件进行报道，更不是记者没有那份道义与责任，而是我们的主管部门没有赋予记者这份权力，中国的媒体在官商勾结与层级之间心照不宣的“组织性”欺骗中求举步维艰，因为提起利益天平的总是掌握在拥有权利的那只手中，所以地方媒体总是层级之间界限分明，每个层级都担当了某个局部利益的“传声筒”。为什么孙春龙不能成为媒体英雄，那只是因为他站在比简光洲更高层次的利益与位置上，代表了更高层次的声音，而勿庸置疑，简光洲确实要承担起更大的心理压力，而不仅如此，还有与简光洲处于同一条战壕中的媒体，更是英雄！

其实，让真相坦白不仅仅只是依靠技术层面的进步，最主要的还是整个社会要营造一个风正气清的环境，社会的发展进步如果单靠科技发展的步伐，而弃置人文本身的修养与造化，那么整个社会的养生环境将慢慢会侵蚀与蜕变，当真相揭露之时，我们很多媒体都在津津乐道先进的技术如博客与论坛担当了“行侠仗义”责任的同时，却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欺骗性有所减弱，譬如，《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和特约撰稿人王晓发表的《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文章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但所有转载文章的网页都打不开了，而三鹿奶粉事件也有很多人认为百度利用技术对事件真相进行了掩饰。事件最后真相大白即使网络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领导的重视，否则，一切的披露手段如果没有最后的那个“重视”，还是会落到空处。

所以，我们显然要提供媒体良好的生存环境，这是乃以治国的重要手段；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痛下决心，让那些不把“人民”两个字放在眼里的贪官污吏，害子害孙的利令商人，杀无赦，还社会一个公道正派，琅琅清风！这就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