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子弟更易犯法吗】北京四中权贵子弟

发布时间:2019-04-17 01:50:53 来源: 法律文本 点击:

  李双江之子再次涉案的消息几天来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其子的行为和李双江的显赫身份脱不了干系——权贵子弟才如此横行霸道。但是,也有很多声音是,不能因为他爸是李双江就把问题特殊化,李某再次犯罪和权贵不权贵没什么关系,来自普通家庭的问题孩子一样非常多。
  那么,该如何看待呢?权贵富豪子弟违法犯罪越来越多
  2009年,由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主办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专门为“富二代犯罪”开辟了一个专题。那一年,“杭州富二代胡斌飙车案”广受关注,也引发社会对富二代犯案的持续探讨。两年后,该刊与时俱进,又策划了一个关于“官二代犯罪”的专题,因为“我爸是李刚”发生了。
  在普通网民这几年的记忆中,各种关于社会“上层”的二代违法犯罪的轰动事件不少,比如“合肥官二代毁少女容貌”、“靖江公安局副政委之子持刀砍人”、“山西太原前公安局长之子袭警”,可是这又和学界关于社会底层的青少年更易犯罪的数据不符。
  有不少人觉得权贵富豪二代被“污名化”。因为反差大、关注多,媒体报道得多,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印象。而一些学者也表示自己手头的数据显示,贫二代或者社会底层的青少年才是违法犯罪的主体。由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所发表的《2010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就披露,抽样的未成年犯的家庭条件较差,有近60%的未成年犯居住在乡村,家庭经济为中下水平居多。
  在国际上,一般也都认为穷人的孩子更容易犯罪。2011年出版的《牛津少年犯罪和司法指南》里也提到,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家庭里,青少年违法犯罪要比其它阶层的同龄人多不少。
  对权贵富豪子弟违法犯罪的研究严重滞后
  普通人对权贵富豪子弟犯罪的认知其实不光来自几个典型事件,可能为数不少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感知。比如,有学者在某高职学校进行了抽样调查,收回来的603份问卷中,80.4%的学生认为富二代对社会有恶劣影响。事实上,在社会分层中,权贵富豪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社会中下层,所以要在绝对数量上比,权贵富豪子弟的犯罪人数肯定远远少于后者的。另外,学者们所观察统计到的可能不是真实数据。
  就算国外也这样。比如在1973年的时候,著名犯罪社会学家钱伯里斯追踪了两组青少年长达两年之久,一组由社会中上层构成,另一组自然是底层。结果他发现,两组的违法犯罪率其实很接近。只是中上层青少年穿得体面,开着好车,给人“好孩子”的印象,很难被怀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上一辈的庇护。举个例子说,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少年法庭的国家,而一本回顾美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的书籍就显示,在19世纪,富人家的孩子犯罪后可以不用进少年法庭,取而代之的是用钱来“买”较轻的惩罚,可穷人家的孩子连“买”的资格都没有。
  权贵富豪子弟犯罪更有危害性
  国内外的研究都发现,不管是草根还是权贵,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冲动型的,有预谋的占的比例很小。然而热血上头的权贵富豪子弟可能和别人的犯罪特点不一样。
  《我国8省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调查报告》调查了3427位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发现本地未成年犯(基本为城市青少年)犯暴力型犯罪的比例比流动人口高,比如故意伤害、强奸、杀人等。另一方面,外来未成年人犯下偷盗等侵财性犯罪的几率要比本地人高。从中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高的未成年人更倾向一些侵犯人身权利而不是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最重要的是,因为青少年犯罪一般都是冲动型的,往往不计后果,程度也就严重。相关研究也认为,家境优越的未成年人犯罪更追求娱乐、刺激,相反,家境差的未成年人可能谋财动机更多,又或者因心理不平衡而报复。(参见周羚敏《富二代和穷二代犯罪的内涵、界定及分析工具》)
  另外,在一般违法行为中,城市本地青少年吸毒、聚众斗殴、卖淫嫖娼和赌博的几率都要比外来流动人口高。而一个对加拿大小留学生的调查也显示,缺少了父母在身边督促后,中国小留学生吸毒、逃学、滥交的比例很高。
  所以,学刊《青少年犯罪研究》才会呼吁学界不要滞后,更不要因为统计率低就认为这是个伪命题。一方面可能是虚低,另一方面严重程度可能更高。“白领犯罪”(即受人尊敬并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进行的犯罪)就是很好的例子。1949年,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出版了《白领犯罪》一书。这部犯罪学经典著作首次提出了白领犯罪的命题,将犯罪学的视角投向了拥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人群,扭转了传统犯罪学认为犯罪是贫穷者专利的偏见,被誉为犯罪学上的伟大进步。
  “二代”们走上歪路可能性不小
  孩子的是非观当然不是天生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父母的教育。像是美国公共卫生局编撰的《青少年暴力报告》一书在分析家庭影响时就特别提到,父母要给孩子有理有据、始终一致的准则,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否则孩子就会认为那些不好的行为是可接受的。
  之所以贫穷被认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诱因,不在于穷本身,而是一般贫穷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低,既不懂得也可能疏于教育孩子。可换到中国的权贵富豪家庭,道理可能也一样的,是非观可能比普通家庭更难培养:
  首先,孩子可能从小就对金钱和权力的“力量”耳濡目染,认为权势钱财可以搞定一切。这样能有什么好的是非观呢?更谈不上对法律的敬畏。
  其次,就有两个因由,一是权贵富豪家庭的孩子可能比其他同龄人更被溺爱得不行,像是李双江对孩子那样。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公权力约束性弱又拜金的社会,即使父母不溺爱,周围人也可能种种忍让、宠溺。惯坏孩子;二是这个孩子也可能在物质上是满足的,心灵上却是被大人忽视的——有媒体就称他们是“精神上的留守儿童”。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从90年代开始,日本未成年人犯罪率一度飙高。而日本的犯罪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孩子基本上都不穷,相反,他们在物质上是富足的,但是心灵上却感觉自己是被忽视被遗弃的。所以一些孩子犯罪是为了引起大人的关心,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并且,溺爱和忽视很多时候还是并存的。   当然,外因不可小视。不同的对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都显示,共同犯罪占了绝大多数,大量的孩子因为“义气”等因素违法犯罪。而同一阶层的孩子一般也多跟这个阶层的孩子玩,价值观也在相互影响。像是李双江的儿子,两次涉案都是跟同伴在一起。
  探讨权贵或者富豪子弟的犯罪问题并不是在贴什么标签。当一个现象屡屡出现且引发极大社会负面效应时,确实有必要好好思考。这个群体在人数上的确不占优,可一旦引爆问题,却负能量巨大。而良好的教育方式其实也是各个父母都需要学习的。
  钱权成为“二代”们的通行证?
  经历了杭州狂奔的“七十码”、“我爸是李刚”以及药家鑫的“激情杀人”,再到李天一案,我们在愤慨的同时也有了一种别样的淡定:他是“富二代”、“官二代”。
  在中国,一提到“官二代”、“富二代”,总是给人以不好的联想,因为他们经常与一些极端的社会事件联系起来。这些“二代”们,享受着父辈的财富或者权力,他们往往过得比一般人好,比一般人更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有着强有力的家庭港湾,即使他们在外面的世界掀起滔天巨浪,在家的呵护下,依然能风平浪静地生活。或许在他们的观念里没有钱权解决不了的问题。
  自身富贵显达,希求荫及子孙,是中国千年固有的旧观念,却也是人之常情,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孙生活幸福?但可惜皇天不肯从人愿,在护佑下长大的子女,难得出现有能光宗耀祖者,俗话有言,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父母的权势、家庭的财富,在无形中转变为了“二代”们的资本,而这些资本把“二代”们惯坏了,使他们更容易在成长过程中变质。一些“二代”秉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原则,在祖辈、父辈种下的大树的荫庇下,胡作非为,沦为社会渣滓。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啊,靠着大树,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违法犯罪,也能躲避正义的阳光。这种想法一日一日地积累下来、膨胀下去,终有一天在他们看来,杀人也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
  但靠着大树的“二代”也不能总是享受到乘凉的福利,也有可能在雷雨天被雷劈到的危险。而且就算树再大,枝枝叶叶中总有空隙让阳光透射下来,依靠大树荫庇的人,总还会有“见光死”的时候。父辈的钱权成为“二代”们犯罪的资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不该!
  越不公正的社会,越不可能宽容
  各大网站关于这次事件的网友留言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枪毙”的呼声往往顶到最高,当然,“枪毙”二字或许有情绪化的成分,但严肃地希望其被判15年以上甚至该化学阉割的网友非常多。在话题“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李某”的调查中,认为该偏重教育的只有16%,认为该“偏重惩罚”的多达84%。
  为何人们要主张对一个16岁的孩子进行严惩?或者,更进一步说,凡是出现一些严重违背公平正义、严重违背道德法律的案件,如药家鑫案、李昌奎案、虐童女教师颜艳红案时,国人必讨伐声四起,必重惩而后快?在往期的调查中,高达98%的网友认同“杀人偿命”,同样,也有98%的网友赞成官员贪污50万就可以杀。为何网友们都倾向于这么一种“重刑主义”?
  其实也很好理解,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国人,绝大多数网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者,其对法律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社会案件的评判标准仍然是内心深处的朴素的公平正义观:一个15岁的“富二代”“军二代”,从小飞扬跋扈,赤裸裸地炫耀名车,数十次无证驾驶不受惩罚,带着“冲锋枪”殴打他人,社会已经惩戒过他一次,出来不到半年,又涉嫌犯下轮奸这种可怕的罪行。就算他年龄再小,也不会有多少人对其进行“宽容”。
  美国右翼学者诺齐克在谈论“社会正义”时,曾提出过著名的三原则。他认为,只要一个社会能满足“获取的正义”(获得财富不损害他人利益)、“转让的正义”(自愿转让财富)、“矫正的正义”(国家保证获取和转让的财富合乎正义),那么这个社会就算符合“公平和正义”。换句话说,如果所有者第一桶金的来源是清白的,其后财产的增加又都是严格依据转让正义而进行的,那么即使他最终富可敌国,这个持有过程和结果也是公正的。
  在种种关于“正义”的看法中,大部分的左翼思想家对于“正义”的标准,要求要高得多,例如要对财富进行税收调节、二次分配等等,诺齐克的正义三原则可以说是标准最低的一种。如果一个社会连这三原则也达不到,权贵利用各种手段轻易暴富而又不受惩处,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就非常严重了。越是这种情况,民众就越是在乎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就越是不可能宽容。
  要管好权贵子弟,更要管好权贵者自己
  “惹出事来老子反正会出面摆平。”网民认为,正是因为父母一次次替子女“擦屁股”、请求社会宽容,更助长了“二代”们什么事都“无所谓”的心态,最后形成“爹妈罩我去战斗”的恶性循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告诉记者,由于社会阶层的固化、各阶层间无法突破阶层的约束,使得“拼爹”现象成为一种必须得到重视的时代病,而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社会环境下,出生于明星家庭的孩子从小便拥有各种优厚的条件,也助长了这些孩子的优越感。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看来,因为对“二代”教育的缺陷,导致了这些年轻人屡屡做出“坑爹”行为。“读书在私立学校、出入有专车接送,衣食无忧,因为家庭的优势让这些孩子从小就形成高人一头的潜意识,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同时,在与父母和父母周围的人的接触中,过早接触到不良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夏学銮说,“在这种有缺陷的教育下,这些孩子很容易形成脱离集体和社会、不受约束的性格,最终演变成高高在上的特权思想,以及对社会规则的漠视。”
  专家指出,解决这种现象,要打破阶层的束缚,形成各阶层间的良性流动,让这些“星二代”们与普通孩子一样,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收获。
  另外,“二代”的无法无天意味着部分官员特权心理急速滋长,社会公平正义受到挑战。每一个“二代”的无法无天,背后都有着“官一代”的权力撑腰。打群众也好,打警察也好,打了能够摆平;考公务员也好,当官从政也好,无论是考试,或是任命,一切皆大欢喜。所有的一切,都在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代价,折磨的是人心。
  只有规范和约束权力使用,管住公权力,才能关起“官二代”恣意叫嚣的嘴,某些公权力才不至于肆无忌惮,某些手握权柄者才不会特权发酵,才能遏制住“拼爹”、“拼叔”的苗头。
  (综合摘编自《劳动者报》《广州日报》《现代快报)《北京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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