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案辩护词

发布时间:2020-05-30 16:26:38 来源: 法律论文 点击:

摘要:知识产权并无坚实的自然法根基, 其唯一的合法性基础是工具论的: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 促进知识传播。生物技术的发展曾使发达国家以专利为名占有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和作物遗传资源。为制衡这一趋势中包含的不公, 国际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提出"惠益和分享"以及"农民权"等理念, 但这些规定并未切实保障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权益。随着转基因作物技术发展呈现出的诸种新特点, 转基因技术介入种质改良, 成为专利形成的当代理由, 这一情形不仅将加剧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围绕种质问题的经济和文化不公, 还可能排挤非西方科学育种方式所根植的知识类型, 而这类知识在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农业品质、维持区域农业自治等方面有着难以被替代的价值。
 
关键词:知识产权; 转基因; 种质; 全球知识监管;
 
Abstract:
 
There is no found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IPRs) in natural law, and such kind of rights can only be argued with an instrumental attitude.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y has made developed countries possess some genetic resour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name of IPRs. 'Benefit sharing'and'farmer rights' in CBD and ITPGRFA, which aim to alleviate injusti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asn't played their role. With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gene technology, the scope of GMOs relevent IPRs will widen,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widening gap of enocomy and cultur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 TK) that surrounds the practice of breeding. TK is valuable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maintaining cultural diversity.
 
Keywo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GMOs; germplasm; global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知识产权
 
20世纪以前, 植物和作物资源被视为人类共有。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 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勘探、识别技术, 分离、纯化出效用成分, 并以知识产权的形式据为己有。植物和作物资源丰富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 农民多项权益没有得到合理补偿, 这种做法因背离了知识产权法的工具论要求而成为学界一个热点问题。相关国际法为纠正这种不公, 承认和尊重各国农民历史上为培育优质种子付出的"上游劳动", 提出"惠益和分享"和保障"农民权"等原则。但因诸多法理和现实原因, 这些规定并未切实保障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权益。随着转基因发展新趋势, 发达国家转基因技术对种质的"下游式"改良, 可能会使其更广泛地占有发展中国家历代农民的劳动成果。本文将关注这种失衡所带来的全球知识监管效应---转基因技术以专利名义拥有优质种所有权, 不仅使以传统方式培育的种质资源被边缘化, 非西方科学语境下育种所倚赖的知识, 也受到了化工式农业育种所根植的现代科学的监管, 而前者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 具有重要的疗愈价值。
 
一、知识产权的法哲学基础以及作物遗传资源专利对严格工具论的诉求
 
理解转基因作物专利, 首先需要理解专利的哲学基础。历史上, 财产权讨论的是对有形物的占有, 因物品具有排他性, 财产权才具有自然法基础。而对知识产权授予对象的使用既不排他也不可被耗尽, 即知识产权是对无明确边界的抽象物申请私权, [1]这种私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这类财产权许可一种从公有领域获取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1]5对抽象物财产权的法理解释有过几种尝试:奖赏论 (知识产权是对发明者的奖赏) 、契约论 (知识产权是个人与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发明者披露与发明相关的秘密, 作为回报, 国家授予发明物的使用以一段时期的垄断权) 、鼓励发明论 (知识产权驱动发明活动、推动发明物的产业化) .[2]17-27后两种解释都说明知识产权内在地要求了一种衡平机制, 现解释奖赏论:
 
在"奖赏论"中, 最常见的被引用者是约翰·洛克, 洛克认为, 劳动是知识产权的自然法基础:"只要一个人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 他就已经在那个东西中加入了他的劳动, 即某种他自己的东西, 从而使这个东西成为他的财产"[1]69.这一表述很多时候被学界理解为两方面含义:劳动归劳动者所有;财产是一种"物化劳动"[1]73;财产权是对辛勤劳动的合理回报。这种解释忽视了洛克为这一表述增加的两个重要的、具有工具论意味的、体现衡平性质的限制条件:"留有足够的且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 ("足够"条件) 以及"谁能在一件东西毁坏前, 利用它来改进生活, 谁就可以以他在这件东西上的劳动确定他的财产权" ("防止浪费"条件) .[1]69由此可见, 洛克的真实观点是:劳动并不能作为知识产权唯一的合法基础。
 
以劳动为基础占有抽象物之所以不具有自明性, 有两个重要原因: (1) 人类共有这个世界, 许多表面上看起来应由个人拥有的抽象物, 实际是共同劳动的成果。[1]83知识产权是对人们共有知识中所提取出的部分的排他性占有权, 而劳动仅仅是为提取行为创造条件。 (2) 如果劳动构成某种自然财产权的基础, 就必须有某种方法精确界定财产权的客体, [1]81但对抽象物的财产权并无明确边界, 往往依靠相互认可、理解以及民俗公约对边界达成共识, 一旦这种约定被打破, 抽象物产权会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1]82
 
综合三种对知识产权的法哲学解释, 可见财产权带有强烈的公约性质和工具论色彩。由于作物之于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围绕作物的知识产权在形成和运作上的非自明性, 作物遗传资源专利需要严格遵循工具论的利益衡平要求:
 
植物类遗传资源维系地方的生态稳定和物种多样性,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物资和环境支撑, 其中与农业相关的作物资源是特定地域的人民世代劳动积淀而成的成果, 因保障基本生存、维系粮食安全的特性, 有着无关乎经济水平、文化、政治差异的不可替代性。由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主权机制, [1]222它天然负载了阻止、支配和"调控"功能, 当专利 (1) 以法理形式占有这些作物资源, 便控制了维系生存的生产资料、生产程序、产品、产品所能提供的服务。知识产权因这样一种内蕴权力扩张的特点, 造就了知识产权隐性对抗公共/社会利益的特性。当这种公共/社会利益涉及最基本的生存时, 发达国家对种质资源的法理占有极易触碰发展中国家人民保障基本生存的利益底线。这勾勒出了一个法理和伦理困境:由于财产是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权利关系, [1]17所以抽象物不仅仅控制着人们对维系生存资源的获取和处置自由, 而且在资源中增加了一种正式的、"合法的"人身依赖关系。[1]225
 
在人类历史上, 重要的植物种质资源一直处于频繁交流中, 不同国家在资源获取上相互依赖。植物/作物遗传资源在大部分国家和民族被视为公有物品。即使专利法诞生后, 植物也长期属于专利法中的公有领域。美国Diamond诉Charkrabarty案、Bowman案等开启了为生命体赋予专利的先河, 美国1985年Ex Parte Hibberd案则开启了组织培养种子、整个植株、植物组成部分被授予发明专利的历史, 植物从此以一种依赖判例的普通法视角被审视---传统育种者是一种陌生的存在, 即:植物专利的价值取向之一是"对历史的忘却", [3]14这与大多数作物种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大陆法和习惯法不同。强调知识产权的国家尊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尊重个人创造和个人权利, 这些理念反映在知识产权中, 便许可了正式的、基于个人/小群体利益的发明创造, 但非西方强调发明的非正式性、共同性、可转让性, [2]16更加深植于特定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中。[1]33
 
二、遗传资源专利引发的"生物剽窃"与相关国际法的问世和架空
 
生物技术、专利法、植物/作物遗传资源密切联合后, 最先带来的问题便是"生物剽窃"---未经来源地知情同意而获取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4]2剽窃现象遍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包括亚、非、拉美, 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 对象涉及多种药用植物和关键作物, 如美国W.R.Grace公司对印度苦楝树、孟山都对土耳其紫色胡萝卜、美国农业部对巴西可抵抗番茄斑枯萎病毒的花生、英国剑桥植物药公司对非洲植物Artemisia judaica的生物剽窃等。[4]187, 205, 112, 51遗传资源是应对诸种重大社会挑战 (如保障粮食安全、研发挽救生命的新药、适应气候变化) 的基础, 为更公正公平利用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国际社会在过去的30多年间先后缔结《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法规。但因法律文书本身的修辞学原因以及政府、公共机构、私营部门、土著和地方社区协调程度等原因, 这些遗传资源国际法尚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农民、土著、社区在面临生物剽窃时的各项权益。
 
1992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 确立了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知识产权法哲学从此从功利主义角度落实

相关热词搜索:交通肇事案辩护词

版权所有 律师资料网 www.rhlawy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