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天问”:把准改革脉搏,释放爱国情愫】

发布时间:2019-10-08 01:40:00 来源: 文章阅读 点击: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楚辞》之名篇屈原的《天问》可谓最具代表性。一腔爱国激情,触动敏锐神经,系“授天命以发问”,是何等感人的探索精神啊!日前读吴敬琏、郑永年、李稻葵,还有“洋人”基辛格博士等30多位学者专家联袂共舞、“一抒己见”、“放言争鸣”、倾心编织的《影子里的中国》——“面对隐晦而复杂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让人感到就是屈原“天问”精神的“现代版”。
  《影子里的中国·前言》中指出:“多数国内知识精英对中国的判断是消极的,甚至是悲观的。但现实的中国是创造经济奇迹、影响力迅速崛起的。”“相比之下,国际精英对中国的判断要乐观得多。”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因为“爱之越深,思之越切,言之越烈”?作者作出两点判断,耐人寻味,启迪思考。
  一是:中国学者可能更多是从普世的角度、意识形态的层面、最优秀文明的追求等角度着眼分析、建构,由此更多地发现中国与国际主流发达国家的差异,为中国的不同而苦恼而寻觅改变之道。相比之下,国际学者的观察更简单,多半从物质力量、国家能力、发展潜力等角度去思考,更多地从中国的强大、学习做强国及中国可能与当下世界第一的美国出现冲突等角度去思考。
  二是:中国内部,“左”、“中”、“右”各方面所持观点各异,相比“左”的计划观、民族观、国情观,“右”的市场观、民主观、普世观,“中”的实用观、现实观因符合传统政道和现实国策,与政府更切合,支撑着主流的合法性,同“左”和“右”主要从张力上牵扯现实、影响未来。
  读到如此判断,蓦地想起孔子先生的伟大,尽管今人对先生的思想忽冷忽热,比如那尊塑像在天安门前的移位,可是他的“中庸之道”却后继有人。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今人的理解就是:“中庸作为仁德,是最高的精神境界了。人们很久没拥有了。”“中庸”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之一隅,就哲理而言,表现的是“大智慧,大境界”。时下在许多事理还模糊不清的时候,“中庸”之道引申的“天人合一”,即天道就是自然,人道就是各种行为准则,在当下或许更符合国人的实情。
  鉴于此,我们读《影子里的中国》时,也就有了一个“中庸”的选择。
  吴敬琏:重新反思中国改革之得失,遏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
  现在中国存在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弊端和偏差,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的垄断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症结在于政府自身。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与公仆身份不相符的权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改革成就和克服现有缺陷的方法在于推进改革,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教授的这两段语录,印证了“洋人”学者的两句话。一是布坎南语,“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一是阿克顿语,“权力通常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更让我们想起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的警语,“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由此可以推断:改革的动力在权力的掌握者即政府,但需要人民来推动和监督。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需要自身革命和人民的督促和帮助。历史证明,当下能够领导人民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核心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因之,治国先治吏,治吏先治党,也就成为铁律。我们用小平同志27年前的警示对照今日的改革步伐,也就可以理解吴敬琏教授“重启改革”的呼吁是何等真切。
  张维迎:特权盛行仍是市场经济的“拦路虎”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
  “思想市场”的提法别有新意,也特别重要。“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科学的进步,才有技术的进步,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简言之,就是要提倡“思想自由”。“天马行空,思无涯”。有了思想解放,“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他们在市场中“叫卖”的不仅是产品,更是张扬一种“企业家精神”。“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社会结构中,自然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有效的发挥出来决定着社会创新速度,决定着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新时代的“知识英雄”孕育了“知本家”,这已然是不争的事实。最让人仰慕者诸如联想的“缔造者”柳传志、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百度的“儒商”李彦宏、阿里巴巴的“鬼才”马云……简言之,“企业难写是精神”,“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张维迎教授的这种比喻让我辈听起来很不是滋味也不以为然,难道我们这些耄耋之年“70后”的“老朽”都是在“为虎作伥”中走过来的吗!?但张教授又说,邓小平同志20年前的南巡讲话,“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上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这倒也是不争的事实,重温旧章,更思进取。   潘维:通过思想论战取得和巩固精英的核心价值观
  北大潘维教授就“核心价值观对于未来中国有何意义”的论题发表长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强烈反响。潘维教授鉴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提出“七层同心圆体系”的内涵:第一层“道德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第二层“自然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层“群体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第四层“社会观”,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第五层“政治观”,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第六层“民族观”,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七层“国际观”,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在“争鸣”中,尽管清华秦晖教授说“潘维的文章提的问题都很大,每一个问题恐怕都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他还是提出了自家的见解——讨论价值观应该有个前提,“不能强迫别人敬仰,你必须要尊重别人的选择”。“社会价值观是一个制度问题”,“在信仰自由的基础上,通过人民的自然整合,形成一种主流价值观”。政治学者吴稼祥提出,“黑白分明的价值观不适合世俗社会”;“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多元的——价值多元、利益多元,因为多元,好的政治家是宽容,好的政治行动是协商或协调”。清华教授汪晖认为,“价值观的创新,需要历史的铺垫”。“价值观的重建需要破除幻觉”,即“不打破现代的幻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幻觉……是很难创造性地重建中国的价值观的”。学者祝东力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可以追溯到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缺少一种能够抵消外部诱惑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马列主义价值体系的衰落直接相关。然而,目前中的中国还缺少重建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或契机。
  这次关于“核心价值观”争论的“始作俑者”潘维教授,却提出很有建树不乏犀利的观点。他直言道:
  精英们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然而,核心价值体系是在论战中成长的,也是在批判中创新和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共识是通过激烈辩论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压制占据上风;相反,压制讨论使对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为,公众本能地要求了解和关心受到压制的思想。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读史可以知兴替。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野蛮压迫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殉教者”和数以千计的“圣徒”,促进了基督教取代罗马的多种教。汉初对儒家思想的压制促进了儒家确立“独尊”地位。基督教神权对近代思想体系的的压制促进了西方整体上的世俗化。同样,近代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强烈压制,反而促进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如狂风暴雨般传播;而共产党国家对现代西方思想体系传播的压制,则导致了原有正统思想体系的僵化与虚弱。“监狱和行政压制是极为落后的手段。……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主流传媒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失去了活力,才丧失了对主流价值观的战场的主导权。”
  潘维教授还认为,“价值观的传播取决于精英与大众的交流能力”。他说:如果“主旋律”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倘若要求人们认真学习的党的文件谁都看不懂,也不爱看,就不叫党的文件了。伤害核心价值观,“党八股”是致命的,体现了思想的封闭、枯竭、无能。
  秦晖教授接续潘维先生的话题,留下警世名言——有两种行为很流行:一种是借强权强制别人来利己。中国的一切事情都是这样搞坏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也是这样搞坏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匾上有一句格言:“劳动使人自由”。在另外一个集中营也有一句格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些话,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这样的东西一旦和不要约束的权力嫁接起来,就会变得恶莫大焉。——斯言诚哉,可资借鉴。
  李稻葵:“民众的集体偏好决定了未来10年的中国”
  《中国与世界观察》编委杨学军先生认为:“中国梦”没有标准版本,也不可能甚至不需要标准版本。基于此,《影子里的中国》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放谈思想抒己之见,尽言观点抛砖引玉,实则奉献的是颗颗“中国心”,“寄意寒星筌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清华李稻葵教授,从现实的视角研究“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粮食、石油与金融”。从宏观的视野研究,借用毛泽东同志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格局理论,提出“穷国、富国与中国”的新“三个世界”格局理论。理论自信导致制度自信,当然也意谓着更大的责任。所谓责任,第一“中国定然是世界的稳定器”。第二“中国是国际秩序改革的推动者”。第三“中国是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
  政治老道的基辛格先生,从研究《美国、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中,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充满着矛盾和悖论,让人琢磨不定。在其背后或深层起作用的是源于19世纪扩张中形成的不同历史特性:美国,扎根于自由主义色彩和追逐个人成就;俄罗斯,基于神秘的国家使命感和军事扩张的方式。在战略上的俄美关系是重要的,两国要构筑建设性的关系,需要理解并改变各自的传统态度。基辛格老谋深算,从西方营垒中来,又回眸透视西方骨子里的成份,自然透底,那就是——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当前的利益。中国走自己的道路,不可须臾忘记对豺狼虎豹的高度警惕。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教授用“第三只眼”看中国,秉笔直书:当今社会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化的支持和依附者。他警示“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外在世界的无穷压力和诱惑”;“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知识生产者和拥有者,而是知识的使用者”。“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中国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超越权力和利益之外,这是中国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最低条件”。古语云,“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干部一定要认真读书的缘由。
  李稻葵教授认为:未来10年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中共十八大的报告给出了纲领性的答案,但是大量具体的制度安排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学者专家们对“中国模式”给出各种解释,百家争鸣,不一而立,空前热烈。李稻葵教授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群体,他们没有参加讨论,可是他们在每日每时都在以行动参加讨论,这就是中国的公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玉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于是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民众的集体偏好决定了未来10年的中国”。作为一种客观的预计而非个人的立场,李稻葵“认为10年后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相对固化的,目标模式相对明确的,偏向于新加坡式的,注重集体、社会公益、国家整体形象和实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从诸位学者充满爱国情愫的建言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天的中国,面对分化和多元,已焦虑地生出一种新的共识,那就是重新凝聚国家意志。非如此,不能凝聚共识。非有如此共识,中国不能长治久安,将面临更大的分化与动荡。对利益主体、权力诉求日益多元的中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道绕不过去的砍。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但却要做好“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准备。那就是“战斗正没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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