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中救赎观的演变】 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

发布时间:2019-06-11 01:36:27 来源: 文章阅读 点击:

  摘要:西方文学中的救赎观经历了由他救到自救的演变,救赎方式从恩典拯救变为世俗救赎,救赎由终极关怀泛化为日常关照。救赎观的演变与人神关系从敬畏到背弃的演变关联,并与上帝观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演变同步。
  关键词:西方文学;救赎观;演变;上帝观;人神关系
  作者简介:苏葆荣(1984-),男,汉,甘肃通渭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钦州学院中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外文学与文化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7-0-02
  总览西方文学史可发现,救赎观的演变是西方文学宗教精神演变的轴心。救赎观的演变集中体现了上帝观的演变及人神关系的演变。上帝形象由“自在存在”变为“自为存在”, 由全在再到不在。上帝与人的主客关系由上帝为主发展到人反客为主,人神关系由敬畏亲近到失望怀疑再到反抗诅咒直至疏离背弃。救赎由依赖上帝恩典的他救变为世俗的自主自足的自救。
  上帝观与人神关系及救赎观互相关联。探究救赎观定要论及上帝观及人神关系。上帝观的演变必然带来人神关系及救赎观的演变。上帝观及人神关系的演变是救赎观演变的先决条件。西方文学史浩瀚,为论述方便,文从《圣经》开始,选取阶段性的代表作品分析其中的上帝观、人神关系及救赎观,然后加以总括梳理,最终形成西方文学史救赎观演变的概貌。
  不论宗教学或文学及哲学如何解读上帝形象或构建上帝观,其原始依据应该是《圣经》。探讨上帝观的演变理应从《圣经》出发,这样才可溯本求原。上帝是造物主、唯一主:“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赛44:24)“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西1:15)表明上帝是无可争辩的救世主。上帝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是万能的主。救赎只有通过上帝的解救才能实现。[1]《圣经》中的人神关系经历了由怀疑到深信、亲近的变化。解经可发现:人应虔诚信仰上帝,否则会受到惩罚;当然,信上帝者必将得到拯救;救赎的实现除了靠上帝拯救外,也可通过赎罪活动实现,比如付出赎罪银等。
  中世纪文学中的上帝观与《圣经》中的相比变化不大。但丁的《神曲》视上帝为救世主、万能主。其中,人对上帝敬畏亲近,以接近上帝为荣;人与神的关系是上帝为主体,人为客体;认为救赎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救赎需要上帝的恩典。不过,《神曲》中,一些教皇被置于地狱,说明但丁对上帝的“人间代理人”教皇已经大胆怀疑并背弃。这阶段,上帝在文学中是全在存在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上帝观就有所变化了,上帝的神圣及尊贵已经没那么明显。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教士招摇撞骗,修道院院士荒淫乱道,但未见到上帝对他们有所惩治。说明上帝惩治恶人的属性已经荡然无存。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经院教育愚人、教会变得虚伪。作品指责僧侣是“扫兴的丧神”、律法书是“粪污”。可见,人神关系变得不和谐,人对上帝的敬畏与亲信消失,上帝已经不是万能的主。人的强大是依靠自己(例如学习等),上帝已经退出救赎。
  古典主义文学中,莫里哀的《伪君子》批判披着宗教外衣的不法分子达尔杜弗行骗害人,揭露了教会势力的虚伪性及欺骗性。主人公奥尔恭执迷不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虔诚信教。可见,与人文主义文学相似,上帝的权威与神圣消失。弥尔顿的《失乐园》塑造了一个反抗上帝的光辉形象撒旦,而把上帝描写为暴君。从此,上帝观基本改变,人神关系破裂,人开始对上帝反抗。救赎不再依赖上帝,而是企图重建天国。
  启蒙主义文学反对传统基督教教义,致力宗教人文化。伏尔泰的《老实人》批判上帝造的理想国虚无缥缈,并有“如果没有上帝,就应该虚构一个”的思想。卢梭对上帝的认识有新的内涵。他的信仰建立在个人意愿之上,强调用情感实现与上帝的沟通。[2]不过歌德的《浮士德》在人神关系及上帝观上有所回归《圣经》。其中,上帝代表正义与权威,是万能的主,浮士德向善也是因为具有上帝的灵性。信仰上帝的浮士德最后得到上帝的拯救,实现了救赎。
  浪漫主义文学中,诗人赫尔德林选择的是亲近上帝。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隐喻:以上帝为敌必将遭受惩罚,人想安宁必须祈祷忏悔。[3]表明救赎依旧需要上帝的恩典。华兹华斯的诗歌认为儿童具有神性,可见对上帝还是膜拜。拜伦的作品就不同了,哲理诗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不归顺天国,拒绝天使召唤。对于天国的反叛也就是对上帝的反抗与疏远。霍桑的《红字》中,上帝为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人神关系倒置,神居于客体。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较明显地显出人神关系的裂变。不过,上帝并未消失,还是全在。
  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上帝观、救赎观及人神关系有所新变。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中,于连临终前说,假如“有一位公正的、善良的、全能的、毫不邪恶的、毫不渴望报复的天主”,自己会拜倒其脚下。由此看来,上帝已经潜在,即存在但不现身。人对上帝怀疑但仍然没有疏离。巴尔扎克对宗教的理解比较世俗实用,看重王权与宗教遏制拜金及贪欲的作用,“从信仰的绝对意义上讲,他对两者都不相信,但他相信它的实用价值。”[4]至此,救赎初步变为日常关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信仰上帝者为圣徒,这和《圣经》强调的一致。不过,陀氏提出人的得救依靠人的精神力量。托尔斯泰不满教会委曲教义后的“上帝”,寻找心目中的上帝。他认为人的生命就是接近上帝的运动,从《复活》等来看,人的得救在于爱。从俄国两位文学大师的作品看,救赎已经摆脱对上帝拯救的依赖,而成为依靠自悔、理性、博爱等的自救。救赎内化,由终极追求变为日常需要。此时的上帝,成为“仁爱”、“公平”、“正义”等[5]。人神关系模糊,人从自身需求出发重建上帝观。“上帝创世主、救世主的角色已经难以满足信仰者的需求,上帝形象开始从全在到潜在乃至消隐。人们的主体性思维上升后更注重现实需求与自身利益。在务实、独立精神的指引下, 人与上帝的距离拉大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取代了对上帝的敬畏。”[6]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承上启下,其中的上帝形象人格化,或是暴君,或是秩序,上帝由神秘的“自在存在”变为日常的“自为存在”。诗中扬言“打倒上帝”,《恶之花》中的上帝已经被人反抗、诅咒、背弃。在救赎方面,《恶之花》提出了理性指导、世俗努力的自救,注重暴力打倒暴君般的上帝以实现自救。19世纪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认为“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经没有信仰的价值了。”[7]尼采认定外在的客观的永恒上帝已经死亡,信仰已经没有救赎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救赎观和上帝观已经被解构、改写,其中融入了新的精神与内涵。救赎已经由终极关怀和依靠泛化为人们的日常关照,上帝形象被人格化和俗化。”[8]
  艾略特的作品中,旧的上帝已死,新的上帝还没出现,诗人提出人得救的模式是自身努力与神的恩典结合。卡夫卡的小说《我和农民的谈话》中人对上帝开始疏远,直至后来上帝不再存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同样上帝缺席,人也不知道新的上帝是什么,但期盼上帝来临,期盼上帝来拯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上帝没有远离,但是无益于拯救或救赎。现代作家经历了寻找上帝但未发现上帝的过程[9]。普鲁斯特的小说中,上帝的内涵为潜意识、无意识。但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已经没有了上帝。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来看,上帝已经抛弃人类。戈尔丁的《蝇王》预示,人心中不再有上帝,只有恶。上帝不在,人神疏离,救赎无望,这是现代作家作品趋于一致的宗教思想。
  上帝观的变化反映了宗教价值观的变化。人对上帝由顶礼膜拜到嗤之以鼻,一是迫于现实需要,二是主体地位的确立。同时,也是宗教世俗化的必然结果。宗教一旦走向大众就面临被解构的风险,但走向大众是宗教存活的必须选择。上帝观的演变必然带来人神关系的变化。人神关系的变化和君民关系的变化有些相似。人神关系的变化终将带来救赎观的演变。救赎观的演变走势是世俗化、日常化。本来是终极目标的救赎,逐渐演变为日常关照,并且融入很多现实手段,乃至众说纷纭。文学中救赎观的演变和教义中救赎论的演变大致步调一致。救赎观的演变的主要受到社会环境、宗教变迁及文化阐释等的影响。上帝观、人神关系及救赎观的演变原因复杂,限于篇幅,另作讨论。
  从上帝观、人神关系、救赎观的演变可以看出西方文学精神的转变,例如由关注外界到关注内心,由关注集体到关注个人;从沉静到喧哗,从充满希望到布满失落乃至绝望等。
  救赎观的演变表明教义被解构后信仰趋于超验、救赎内化,也说明天堂与乌托邦具有关联与差异。
  注释:
  [1]、[6]、[8]、苏葆荣.《恶之花》的救赎观及其意义[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0:33,33,18.
  [2]、[5]、[9]、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9,248,280.
  [3]、梁工.基督教文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217.
  [4]、[法]莫洛亚.巴尔扎克传[M].艾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91.
  [7]、[德]尼采.反基督[M]. 陈君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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