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十年得失】二十年得失茫茫如海

发布时间:2019-04-03 01:20:50 来源: 判裁文书 点击:

  “9・11”事件发生后十年间,美国国内再也没有遭受过一起来自海外的恐怖袭击。但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开支浩大,使美国经济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高额军费正是美国政府债高筑的主要原因之一;执着于反恐的十年,也使美国忽视了全球议题的挑战。
  未来十年里,美国必须保持警惕,以防止类似“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再度发生,但同时,美国和美国人民也须重拾9月12日的精神,借助当年那种从恐怖袭击中诞生的意志力,应对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财赤问题、能源利用方式等关乎美国未来繁荣的巨大挑战
  
  “我们的政府仍在运转,不会中断。”“我们的金融机构依然强大,美国经济将恢复正常。”这是2001年9月11日,刚刚遭受恐怖袭击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全国演讲中所说的话。
  十年之后,美国军队击毙了“9・11”事件元凶本・拉登。但美国经济却疲软不堪,联邦政府也在2011年7月-8月间由于债务危机,一度面临关门的窘境。
  这十年间看似不相干的情景,却有着背后的联系。
  “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高额的军费支出是造成今日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之一;战争初期的短暂胜利,则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当时的美国决策者依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在国内积极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最终诱发了本轮金融危机;而过度强调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亦使美国错失主导冷战后“全球新秩序”的良机。
  
  转瞬即逝的全球同盟
  2001年9月11日晨,美国在遭受了巨大打击的同时,也面对着一个凝聚全球同盟的机会。
  法国左翼报纸《世界报》的社论最好地概括了当时世界对美国的同情,“这一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在醒目的通栏标题下,编辑让-玛丽・克鲁巴尼写道:“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都是纽约人,就像约翰・肯尼迪1963年在柏林是柏林人一样。”
  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个致电小布什表示慰问。普京甚至同意对美国开放俄罗斯领空,并答应说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允许美国军队借道进入阿富汗。此时,距离苏联解体还不到十年。
  9月12日和10月8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两次与小布什通话,表达愿与美国合作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而就在五个多月前,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一度使两国关系僵持于紧张境地。
  日后在联合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当时也都表示愿竭力支持美国与恐怖主义的斗争。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次投票启动宪章第五条:袭击一国等同于袭击所有国家。
  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英国当时的首相布莱尔,在9月12日与小布什的通话中,布莱尔表示“百分之百”地站在后者一边。9月20日,当小布什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作题为《我们要以忍耐和正义来应对暴力》的演讲时,布莱尔就站在他身旁。
  十年后,布莱尔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仍表示,“‘9・11’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悲惨的恐怖袭击”,“这种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我们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
  世界的支持并非全然出自物伤其类的同情,或是布莱尔式的价值认同。自冷战结束后,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确已成为困扰各国的安全隐患。
  1996年,车臣分裂主义武装在俄罗斯境内连续制造两起重大劫持人质事件,迫使俄军撤出车臣,结束第一次车臣战争。2001年2月,第二次车臣战争则以俄军的胜利结束,受到沉重打击的车臣分裂主义者转而倚赖恐怖手段。而世纪之交的中国亦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东突分子”的恐怖威胁压力。
  直接发动“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同样“不只是一个受控于奥萨马・本・拉登的恐怖团体,它是一个串联在一起的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分布在包括美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理查德・克拉克在《反对一切敌人》一书中披露。克拉克为美国政府服务了30年,曾任老布什政府反恐安全小组主席,以及克林顿政府的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反恐国家协调员。
  2001年9月的小布什抓住了世界各国面对恐怖主义的焦虑。他呼吁的对象是文明世界的众生,“文明世界都站在美国这一边。他们明白,如果恐怖主义不受惩罚,那么,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他们的城市和居民。如果恐怖分子未遭反对,他们就不仅会炸塌大楼,还会威胁合法政府的稳定。”
  许多人据此认为,“9・11”事件给冷战后模糊不清的国际秩序指明了方向。不断有人想象,建立在反恐合作之上的美国领导下的全球联盟,甚至有人断言,小布什政府将在很多方面放弃其单边主义的做法,以满足合作反恐的需要。
  然而,世界很快见证了小布什政府对单边主义的固执坚持。
  “如果你们不与我们为伍,你们就是与我们为敌。”这是小布什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袭击发生后,要求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默罕默德・艾哈迈德作出的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巴基斯坦是当时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的三个国家之一,其北部部族和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部族的支持对于伊斯兰堡维持国内政局稳定又相当重要。阿米蒂奇的发问表明,美国没多大兴趣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复杂性。
  这句话后来被小布什及其内阁成员多次重申,它定下了当时美国向世界寻求支持时的基调,也埋下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建设全球同盟的机遇消失的伏笔。
  
  两场战争的代价
  “9・11”事件一年半后,小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05年再度增兵伊拉克,仍是美国最为人诟病的单边主义作为。
  这场旨在向国际社会彰显美国政治意志和实力,向国内民众展示共和党比民主党更能“保卫国家安全”的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安全环境,但却给美国的实力带去了极大伤害,削弱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
  对实力的伤害首先是经济上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9・11’之后对阿富汗发动的袭击还不难理解,但此后入侵伊拉克则完全与基地组织无关,尽管布什竭力要将两者扯上关系。结果,伊拉克战争很快就造成了昂贵代价――由于军事上的无能和不诚实的歪曲,花销数量远远超出了一开始宣称的600亿美元。”
  据斯蒂格利茨保守估算,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资3万亿-5万亿美元,未来还将包括6000亿-9000亿美元的残疾和医疗补助,以及无法估量的社会成本。
  美国布朗大学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也估算,两场战争的花费约为3.2万亿-4万亿美元,由于战争支出主要来自贷款,美国政府已经为战争支付了1850亿美元的利息,预计到2020年还需支付1万亿美元的利息。而美国创纪录的2011-2012财年预算也不过3.7万亿美元。
  学者的数据要高于美国官方的判断。此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021年,战争开销为1.8万亿美元,而奥巴马总统宣布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时称战争开销为1万亿美元。即便采信官方说法,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今年发布的全球军费开支报告也显示,自2001年到2009年,美国军费开支增长了81%。
  因此,当今年7月-8月间,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主权信用违约危机时,许多人将其归咎于迁延日久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此外,小布什政府在“9・11”前夕和2003年两次减税,减少了未来数年里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看来,正是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取得的短暂胜利,帮助小布什政府在国会成功推动了第二次减税议案。这一议案削减了股息税和资本增值税,受益者主要是美国人中的高收入者。
  就军事目标而言,奥巴马政府先后宣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军界和情报界不少人士倾向认为,美国事实上输掉了这两场战争。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反恐中心拉登单位特别顾问迈克・舒尔(Michael Scheue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说,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什么目标也没有达成。本来严惩支持基地组织的阿富汗政权就足够了,但花费巨大代价在那里复制民主体制,结果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只能掌握极少的几个城市;而在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可能会陷入内战,危及石油供应。
  舒尔继而表示,这样的结果还可能给全球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美国军队并非想象的那么强大”,这为国际社会埋下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美国在2003年将反恐战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伊拉克,也可能削弱了打击基地组织的主战场阿富汗的力量。根据美国官方2010年初公布的数据,自2001年反恐战争以来,军费开支的近七成被用于伊拉克战争。在2001年末,美军曾摧枯拉朽般将塔利班武装逐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南部重镇坎大哈,但从2006年开始,塔利班东山再起,并从北约手中重新夺回了阿富汗南部的控制权。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瑞安・克罗克近日公开警告,在完全清剿塔利班之前,美军不应该提早撤离阿富汗。
  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亦疏远了法、德等盟国。法国在2001年表示愿意出兵阿富汗时,华盛顿拒绝了巴黎,原因是不想再像科索沃战争时期那样在军事行动中处处寻求一致意见。在2001年春天访问欧洲时,小布什也没有在巴黎和柏林做任何逗留。时任法国驻美大使弗朗索瓦・比容・德勒埃斯唐将之称为“科索沃综合症”,并表示小布什是“二战”后首个不把欧洲放在中心思维的美国总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越来越依靠谈判、外交和国际法来解决争端。因此,当小布什政府不顾法德在联合国的呼吁,坚持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美法和美德关系恶化了。
  与此同时,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辞,事后被证明缺乏证据,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受到普遍怀疑。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在2007年出版的《第二次机遇》一书中据此批评小布什的“灾难性领导”。在他看来,编造战争口实的行为,使美国的道德地位和领导力受到质疑,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全球性地位。
  
  被忽视的新挑战
  在美国为反恐战争缠身的十年间,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气候变化、自由贸易、金融经济政策协调等克林顿时代被笼统概括在“全球化”下的议题,重要性逐渐上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国外交政策教授迈克尔・曼德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在给《财经》杂志的撰稿中写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反恐战争的最大代价并非来自美国在过去十年里做了什么,而是来自它没能做到的事情”。
  在他看来,“美国的未来取决于如何应对以下四大挑战: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快速增长的赤字和债务,及其能源利用方式”。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将降低美国经济增长水平,从而阻碍一代人向上的社会流动,并削弱美国全球影响力基础。
  但在过去十年里,美国没能成功应对这四个挑战。其中有几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都聚焦在恐怖威胁上。虽然反恐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保卫了国家,但它也将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从那些它必须解决的,确保美国未来繁荣和力量的问题上移开了。
  “其中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教育体系的现状,它没有为年轻的美国人提供足够的培训,以帮助其适应被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改造了的经济生活。而且,当美国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区和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机场安全和国家建设上过度投资的时候,它就不得不减少在国内道路、桥梁、实验室和科学家身上的投资,而这些投资是其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曼德鲍姆认为,为了应对上述主要挑战,美国不得不减少许多民众所依赖的政府主要开支项目――特别是影响美国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支出,并通过提高部分税收,来增加政府收入。与此同时,美国还需要投资国内基建、研究和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对创新和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确实,“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间,美国本土再也没有遭受过一次来自海外的恐怖袭击。不少坚决反对战争的自由派人士,也承认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进展,但就其他亟须合作的问题和政府应对而言,曼德鲍姆的指责并不为过。
  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过去十年的政策基本上是一个倒退。
  2001年,美国参议院否决了《京都议定书》,小布什政府随即退出了前副总统戈尔代表美国签署的《京都议定书》。2009年,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以“变革”姿态上台,希望通过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消除前任政府“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留下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曾于当年6月26日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要求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规定美国到2020年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
  国际社会的减排目标是以1990年为参数的。如果同比进行换算,这仅相当于在国际社会公认的1990年基础上减排4%,与欧盟在此基础上减排20%的承诺差距很大。尽管如此,由于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失利,参众两院反对全球变暖观点的势力上升,这样一个难称进取的法案也很难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获得通过。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受到外界诟病。
  美联储先后于2008年9月和2010年11月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QE),共计向市场投放了约1.6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借助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量化宽松虽然解决了流动性问题,但并没有能够提升美国的实体经济,其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相反,量化宽松推高了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给许多国家带去了输入型通胀,增加了全球热钱的套利空间,并埋下虚拟经济再次泡沫化的隐患。
  8月2日,美国两党达成提高债务上限协议,并限制了政府支出规模。虽然美国副总统拜登在8月中国之行前告诉《财经》记者,“奥巴马政府坚定承诺维护美国经济的基础,确保美国政府债券对其所有投资者的安全性、折现力及价值。”但世界各国仍然表示担心,面临重振经济和两场战争的美国政府,将不得不求助于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来维系开支水平。
  
  “9・12”精神
  美国能否汲取“9・11”以后内外政策上的得失,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其领导力?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必须首先克服国内政治极化的负面影响。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极化”,奥巴马执政近三年来,议员基本按党派划线投票的现象,极大束缚了行政分支的执行力。
  2009年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投票中,共和党众议员没有一票赞成,参议员中也只有三人投票赞成。2010年两院就医改方案投票,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没有一票赞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政治精英层和政治活动家一直在经历政治极化过程,不仅国会议员个体政策立场越来越极端,而且两党议员日益分裂成左翼自由派阵营和右翼保守派阵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日渐稀少,两党在继承罗斯福“新政”遗产基础上达成的合作日渐弱化,政治妥协的空间变得逼仄起来。
  一场名为“茶党”的政治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美国政治的“极化”开始向草根层面蔓延。2009年4月15日美国纳税日,全国各地的上百万茶党成员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首度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茶党的基本主张是反对高税收、高支出和医疗保险改革,反对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干预,立场接近支持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共和党成员。茶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支持了129名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和9名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为共和党赢得中选立下大功。
  周琪在《值得关注的美国政治极化趋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互联网技术给消费者提供了过滤信息的权利,网上信息的高度可选择余地,尤其是网上个性化信息的获取设置,使许多互联网用户只寻找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容易形成并不断强化政治极端立场。”
  茶党的兴盛似乎证明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政治评论家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ugene Joseph Dionne, Jr.)十多年前就曾作出的判断――“观念对政治的塑造,远远超过大部分关于公共生活的记录通常承认的程度。”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中美学者均表示,在今年7月-8月间的美国主权信用违约危机中,共和党主流实际上是被不谙国际事务、恪守“小政府”教条的茶党成员绑架了,从而迟迟不能和民主党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和十年前睥睨四方的美国不同,中国的崛起是“9・11”至今十年间,国际舞台上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2002年,中国政府宣称自己获得了20年战略机遇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部高级研究员德里克・米切尔将其描述为“针对‘9・11’事件后形势的估计而得出的结论”。
  不过,虽然十年后的中国今非昔比,但《财经》记者接触的大多数政界、学界人士更倾向于强调中美两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共同利益。事实上,从金融监管、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到朝核问题、伊朗问题,没有对方的配合,中美两国单靠自己的力量均无法顺利应对全球化趋势提出的上述问题。
  面对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任,曼德鲍姆强调,在未来十年里,美国必须保持警惕,以防止类似“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再度发生,但同时,美国和美国人民必须重拾9月12日的精神,借助当年那种从恐怖袭击中诞生的意志力,应对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快速增长的赤字和债务,及能源利用方式等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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