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发展五年得失]深发展股票

发布时间:2019-04-05 01:28:16 来源: 法律咨询 点击:

  “急诊医生”新桥工作了五年,抢救已经结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财经》记者 卢彦铮 符燕艳      在与中国平安的一揽子交易中,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代码:000001,下称深发展)被冠以生机勃勃的 “小虎”(Tigger)代号。
  
  它的新买家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18,香港交易所代码:02318,下称中国平安)总经理张子欣引用财务顾问向董事会提交的报告称,这家银行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五年前,这家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成为第一家被外资收购的中国商业银行。
  
  其时,新桥投资(即Newbridge,下称新桥;其母公司为TPG)从深圳市政府手中受让约17.89%的股份,成为单一最大股东。这一收购被称为中国银行业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新桥在深发展究竟功过何如?从谋划入主深发展之初到最终退出方案出炉,新桥总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一位新桥的谈判对手眼里,新桥给深发展既留下遗产,也不无遗憾。首先,新桥成功完成了深发展的“止血”;第二,新桥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方法,尤其是在风险管控方面;对于新桥在深发展缺乏长远发展战略而造成的短期行为,如IT等基础设施投入不够等现象,他认为,也是新桥性质使然,无可厚非。
  
  五年修船
  
  6月18日,深发展董事、副行长胡跃飞交给《财经》记者一组数据,这是2009年一季末与2004年底的数据比较――
  
  深发展的存款、贷款分别达4006.59亿元和3194.35亿元,上升140%和153%;资本充足率及核心资本充足率由2.30%和2.32%的水平,提升至8.53%和5.23%。
  
  据此可以看到,五年来深发展的资产规模膨胀并不快,资本充足率一直到2008年才首次达到中国银行监管规定的8%的标准。
  
  事实上,资本金短缺一直是制约银行发展的瓶颈,不仅受限于外资持股比例、融资的资本金要求,亦受阻于中国股市的股改进程。其先后两次欲引进新投资者均告无果。
  
  接下来这组资产质量的数据则要令人乐观得多――
  
  深发展的不良贷款余额从五年前的144.04亿元,下降至19.63亿元,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10.8个百分点,至0.61%。此外,新发放的贷款保持非常良好的资产质量,不良率一直保持在低于1%的水平。
  
  “在最初的几年中,我们做的主要是‘修船’,确保没有泄漏,不需要担心船只倾斜,并且能够集中力量全速前进。” 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67岁的法兰克・纽曼热爱用各种比喻。
  
  “我们取得了成功。”纽曼在新桥入主后半年被委以重任,取代原董事长蓝德彰和行长韦杰夫,成为此后数年深发展的实际掌舵人。其调整和构建了以本土管理人士为核心的新班子,被视为深发展五年蜕变的核心人物。
  
  国泰君安董事总经理伍永刚银行分析师出身,他对新桥对深发展功过的评价,概括为一句话――它五年来对深发展进行管理变革、业务拓展,使深发展获得了很好的解放。
  
  一位匿名的深发展高管强调,深发展一线团队非常敬业拼命,此外,这几年适逢银行业的起飞时期,亦有助于纽曼治下的深发展表现业绩。
  
  而深发展董事、副行长胡跃飞在回复《财经》记者书面采访时评价说,“新桥是非常独特的改造银行的投资者。”而五年来银行的经营业绩,已消除了深发展员工起初的“怀疑、担心、焦虑”。
  
  在新桥行将退出之际,多位接触交易方案的人士均指出,新桥在深发展功不可没。
  
  “老外有老外的局限,但对稳定深发展,资产质量没有恶化,得到了持续的稳定和改善,在各个方面做了很多贡献,不能否定。”一位交易参与者评价说。
  
  所有者到位
  
  “说到底,新桥带给深发展的只有一样,就是股份制银行的公司治理框架。” 另一位深发展现任高层指出。
  
  事实上,没有长期资产负债表的私募股权基金持股银行,在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实践中,甚为罕见。迄今,也只有早于2002年开始布局的新桥得以顺利入主深发展。
  
  缺乏自身的银行管理团队、缺乏银行可以直接对接使用的资源平台,都曾被视为新桥的短板。
  
  但是,TPG合伙人单伟建并不以为然,他曾表示:“银行里的人是银行家,不是专业的改变体制、解决问题的专家。新桥则不然。”
  
  正是单伟建,当年积极促成了新桥入主深发展,他目前担任深发展的董事。
  
  2008年9月,深圳银监局局长刘元在《深圳金融》上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深圳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后评估报告”,其中提到,“新桥作为控股股东,解决了深发展以往所有者缺位、政府干预以及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为改变深发展日益衰竭的态势奠定了必要的产权基础。”
  
  事实证明,新桥从自身股东权益出发,对深发展的布局和发展“看得很紧”。
  
  入主伊始,新桥聘任了中文流利的蓝德彰与韦杰夫分任董事长和行长。但随即发现,蓝德彰兼任摩根士丹利资产服务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主席,不能全职工作。而曾任花旗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的韦杰夫,综合管理一个大行的经验明显不够。
  
  意识到这一点后,新桥迅速做出调整,在入主后仅三个月就改聘政商“两栖明星”纽曼任董事长主政。
  
  借助新桥的力量和它的“360度考评”系统,深发展通过员工“背对背”打分选拔了一批高管,推行了首席执行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全球选聘,组建出新的团队。
  
  在零售、公司、不良资产处置等需要熟知国情和本土市场的部门,起用来自本土的高管,包括深发展内部浸淫多年的刘宝瑞、胡跃飞,以及原深圳商业银行行长王骥等。而在信贷风险控制、财务管理、IT信息等对内的部门,则多起用海外人才,由他们带来西方银行的管理技术。
  
  新桥亦迅速摆脱几个迫在眉睫的困境。新桥入主之初,深发展资本金严重不足,核心资本充足率在2004年底的时候仅有2.3%,银行流动性主要靠存款支持。但在2005年春节前后,深发展储蓄存款接连下降,一度累计下降100亿元,逼近支付危机发生的临界点。所幸的是,在采取紧急措施后,储蓄存款于当年4月开始回升,渡过难关。
  
  2004年10月,在收购正式完成前,新桥的过渡期风险控制委员会即发现一笔涉嫌内外勾结高达15亿元贷款的诈骗案。新桥与新任管理层主动报案,最终导致引入新桥时谈判桌上的重要角色、深发展前任董事长周林等人被司法调查。
  
  “新桥带来的制度框架并不新鲜,都是现有规则里规定的,但它更有执行力。”前述高管指出, “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决定人的方式不同了,财务管理的模式不一样了。”
  
  阶段性持股利弊
  
  基于私募股权基金的性质,新桥获利退出的预期始终存在,这也使深发展深受长期发展战略缺位、资源投入远远不够的诟病。
  
  银监会一位官员表示,与业内其他同行相比,深发展过去五年总体上的发展仍是比较慢的。其资产规模至2008年年中时在上市股份制银行中居于末位。而银监会更为在意的是深发展风险抵补能力未能提升。
  
  过去五年,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一直在行业平均水平徘徊。2008年底,银监会组织对深发展进行调研,其后宣布调研意见;除对深发展2008年的高额拨备做出肯定,明确指出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仍然不够,而风险控制以及IT方面更显不足。
  
  前述多位深发展高管均坦言,新桥作为选择项目进行财务投资的私人股权基金,其本质决定了它“只追求用最短的时间来扭转局面,提升项目的价值,然后好卖出去。”
  新桥对深发展除了具有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资源投入亦不足,呈现“业务处理系统落后,管理信息系统缺失,营业网点形象差,员工培训力度不够”等弊端,更缺乏长期战略。“直至2008年,深发展才在有关人士推动下制定了一个五年战略计划。”深发展的一位高管指出。
  
  “新桥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深发展没有资本金,一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长期投资者。”平安集团总经理张子欣表示。
  
  “我们真心想把深发展做好,可是好像无论怎么做,都会遭受到批评。”单伟建告诉《财经》记者。
  
  一位接近监管当局的人士分析说,在新桥与深圳市政府谈判收购深发展的时期,就受到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要求,承诺至少五年不退出。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承诺其实未必合理。
  
  美国长青投资负责新兴市场投资的张毅说,“收购基金(Buy-out Fund)对于问题公司来说,就好像是一群急诊大夫,抢救结束了,它们就该离开。这些投资家用别人的钱生钱,而且只能在规定的游戏时间内完成,这两个因素使得它们必须很专业,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和良好的声誉,可以募集下一轮基金。这就是游戏规则。”■
  
  本刊记者陈雪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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