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限价令”碰壁】 常规上网限价药品含义

发布时间:2019-03-01 01:24:58 来源: 法律常识 点击:

  医药混业经营、以药养医以及“第三方付费”机制环环相扣,让药厂、医药代表、医疗机构形成了一种“合谋”的关系;不改变现有的医药体制,一纸限价令将无济于事   2001年12月12日,国家计委向各省市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公布383种药品价格的通知》。这份编号为计价格[2001]2661号的文件公布了被列入《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品种》共383种药品的最高价格,其中148种由国家计委制定最高零售价格,其余235种由国家计委制定最高零售价格的指导意见;各地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以此为基础在上下5%的浮动幅度内”,制定本辖区内的最高零售价格。
  文件还规定,这批药品的价格从2001年12月28日起执行。
  国家计委有关负责人就此事接受采访时说,此次价格方案制定的主要原则是,依据药品市场实际购销价格,即生产企业的实际出厂价、批发企业和医疗机构的药品实际购进价,并综合考虑合理比价等因素,核定最高零售价。对实际出厂价、批发价或医疗机构实际购进价与市场零售价差价过大的药品,大幅降低其零售价格。基于此,由于这383药品的价格此前大都处于定价的标准之上,业界多把国家计委的这份价格指导意见理解为“限价令”。
  然而,尽管此次限价品种多、幅度大,记者在采访中却感到,有关利益方波澜不惊,并无伤筋动骨之感。
  中国医药业内的限价已不是第一次。仅在一年内,中国医药行业就先后经历了三次大幅度的药品降价风潮。从国家计委公布的资料可以看出,自1997年以来类似的限价举措已进行了11次。而实际效果却是,频繁出台的行政性命令却远未能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疗效。
  
  矛头指向“中间环节”
  
  国家计委屡屡出台限价举措,与近年来药价不可遏制地上涨密切相关。据新华社2001年8月16日公布的一份统计资料,近20年来,中国医药品价格上涨了100倍,有的药品上涨了200倍,城市里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困难而不敢上医院,63.13%应住院的患者不敢住院。从1993年至1998年的五年间,我国居民的患病率提高了7.3%,但前往医院的就诊率却下降了18.8%。
  国家计委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大幅度降低药价,就是鉴于“患者不敢看病”的现实,意在通过“不断压缩药品中间环节回扣的空间”,降低药品零售价格,减轻群众药费负担。
  应当说,国家计委观察到的药价畸高的“病象”,不可不谓准确。这里所谓的“中间环节”,是指从药厂生产药品到患者最终拿到药品需要经过的药品批发商(药店)、医药代表、医院(医生)等群体。这些利益方在销售“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分兵把守”,通过捞取回扣“各分一杯羹”,使得众多药品的零售价格大大偏离了其成本底线。有的药品如干扰素类,其售价甚至高于成本价达百倍。这部分虚高构成的利润养肥了批发商、医药代表和医生,使得中国药品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成为药品销售“供应链”上最大的赢家。
  有鉴于此,国家计委开出了“限价令”的药方,其矛头所指就是中间环节。
  
   “以药养医”――回扣的体制土壤
  
  事实上,11次限价的结局已表明,国家计委试图压缩“中间环节”的生存空间并重新洗牌的本意,并没有达到完全的效果。而原因则在于,中间环节滋生的土壤是中国的医药体制。
  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大部分仍属于国家型事业单位,国家拨款一般只占医院全年经费的10%。长期以来,中国医疗服务实行的是低于成本的价格政策,特别是反映医生技术劳务的医疗价格偏低,“拿手术刀的还不如拿剃头刀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医疗机构只能依赖销售药品的收入和高新设备检查、治疗收入来保持“体面的生存”。据曾经对国家管制行业作过专门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晖向《财经》介绍,这两种收入目前占医院收费的比例分别为70%和20%(另有10%是国家拨款)。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医药行业“以药养医”的特殊机制。
  目前,国际上通行医药分业制度,而中国仍在实行医药合业制度,医院直接开办药房,患者持医生的处方到药房交费取药,这也为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借助开药提取利润创造了另一种制度条件。从广义来看,患者也是消费者,但患者作为消费者是有着特定约束的。“在患者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处于绝对被动和劣势的地位,完全有可能为此承担额外的交易成本。”余晖说,“医生为了挣更多的钱,愿意给患者开更多的药。虽然其行为体现出一种道德危机,但他们决非药价‘虚高’的始作俑者。”
  余晖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这样分析了药价虚高的内在机理:“以药养医”、医药混业经营以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息高度不对称,使得医生和医院成为对药品销售拥有决定权的一方;各家药厂为了争得一杯羹,纷纷向医院和医生推销药品;医药代表应运而生,向医生开出了诱人的“回扣”;很多医生在回扣的“激励”下,愿意为患者开出“大处方”药(大量的疗效相同而高档的药品);而一些患者由于享受着公费医疗、大病统筹或医疗保险,对于药品价格的高低也并不完全在乎――就这样,厂家、医药代表、医疗机构以及 “第三方付费机制”,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合谋”关系,为“回扣”的生存提供了土壤,最终让药价大大偏离了成本底线。
  一位做了三年医药代表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医生每开出一支新型抗生素注射针剂,回扣一般在10%~20%之间,此外还能得到2元钱的“车马费”。据她说,一支抗生素药头孢他定(三代)的出厂价只有16元,到了患者手里就涨到了114元。“在市场上取胜的惟一法宝就是回扣,谁的回扣高,谁的药就卖得快。”她说。
  
  混乱的医药市场
  
  除了中国特定的医药体制原因,中国医药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还和医药市场布局不合理、恶性竞争的局面有关。
  据悉,中国规模不一的药品生产企业多达数万家,由于药品经营许可与药品生产许可的审发机构并不相同,在各地的地区保护主义和各部门的利益驱动下,药品市场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药品批发企业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2000多家发展到了目前的1.7万家。相比之下,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只有一至四家批发药品的公司,美国也仅有四家。
  “相比于国外的制药行业,中国制药企业的进入门槛太低。因为没有资金和能力搞新药研制,大家都在做仿制药,有时一种药品全国竟有上百家药厂生产,造成了我国药品市场供大于求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状。”曾在德国和奥地利深造六年,熟谙中西方医药业的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涛这样向《财经》描绘中国制药行业的状况。
  按常理,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为了抢占市场,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降低产品价格甚至于成本价以下的现象。但是,中国药品领域尽管竞争激烈,药价却不降反升,其秘密也在于“回扣”的盛行――各药厂深谙只要医生开出处方就能卖出药的“捷径”,因此无需进行价格竞争,而想方设法通过回扣,使自己的药品成为医生的“处方”,并最终将竞争产生的成本转嫁给病人。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药厂制定的药品价格必须要高出成本几倍;流入中间环节后,不同的批发商、经销商又会层层加码,高额回扣可以使药价上扬10倍到20倍。
  成千上万家制药企业,成千上万个医药代表,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奔忙着,市场混乱的情形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企业都不愿在产品开发和质量上下功夫,并使中国的制药企业呈现出刚好与国外截然相反的特点――低投入、低利润、低风险。庞大的卖方市场不但未能形成一种完全的竞争而使价格回归价值,相反却为回扣之风推波助澜,使得药价有升无降,同时还为国家计委多次限价令的执行带来了无穷的难题。
  
  化限价令于无形之中
  
  事实已经很清楚,药价虚高是一个带有体制原因、牵涉到多方利益的集体行为,但国家计委的“限价令”却是简单地根据药品的成本进行限价,这显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变通措施”是随处可见的。药厂是药价制定的源头,在药厂这一端,既然回扣不能不给,只能在药品的名称上想办法。药厂众多必然导致药品众多,而中国绝大多数药品企业生产的又全都是仿制药品,出于哗众取宠或区别其它同类药品的目的,许多药厂早就为各自成分几乎相同的药品起了不同的名称,让患者雌雄难辨,这原本就加剧了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患者只能听命于医生的处方,此时更可以以此来对付限价。
  记者查阅近期的降价目录,发现各种降价药品绝大多数使用的都是化学名称,其中有一个是专治皮炎的“肤轻松软膏”。但市场上出现的却是 “龙卓尔丁酸氢化可的松软膏”,两者疗效基本相同,它们只是不同生产厂家起的不同药名而已。为了规避限价令,减少利润损失,制药厂家自然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另一种成分几乎相同的另一种药品来代替限价名单上的药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限价令“短期内不会对业务有明显影响”,因为国家进行限价的药品只占可报销药品的40%左右,因而“医生对于可提取回扣的总体金额并没有降低”。与此同时,这位医药代表反而指出,一系列的限价令可能会对部分药厂造成负面影响――由于限价多少会降低药品的利润,但支付给医药代表和医生的“环节费”却不能变,有的药厂也许会在药品的原材料上做文章
  记者采访时还了解到,各省市医药公司和大型医院等买方,其进货渠道很多。尽管限价必然导致零售价的降低,但他们在进货时却可以避免损失,如对于一些毛利率在21%左右的药品,由于降价的平均幅度在20%左右,“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不进这种药,宁可进一些质量差些但不受限价、利润不受影响的药。”北京市海淀区一家药品批发商店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巧打“合资牌”,也是部分药品企业的变通措施之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口药和合资药可以制定一个较高的价格,于是许多企业打着“合资”的幌子,把便宜的国产药换个洋名,不但不受限价,价格反而随即升高。据悉,一种核心成分是青霉素的感冒针剂,每支成本不过0.6元,一些厂家添加了一些并不重要的化学成分,便可让该药的价格升到150元。
  此外,对于一些从销售价格和零售价格差价明显减小、医生“处方费”等好处会随之减少的药品,一些小医院采取的办法是转而经营政府没有限价,或不属于政府定价范围的替代药品。而各医院为了减少损失,一种情况是不出售降价药品,另外一种情况是,即使购进了降价药品,但拥有处方权的医生仍给病人开有“处方费”好处的非降价药品,甚至继续开回扣较多的“大处方药”。
  余晖还认为,除了“降价令”没有真正触动医疗体制这个本质问题,政府限价的依据也值得商榷。目前政府对药价沿用“社会平均成本”和“社会先进成本”的原则,以及所谓“制定最高零售价格,合并计算流通环节的进销差率和批零差率”的控制方法,是“不科学”的。针对竞争性产品,政府定价的效率之所以低于市场定价,根本原因在于,关于企业生产流通成本和利润,“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永远大大少于企业所真实掌握的信息。”而根据企业提供的往往是虚假的成本利润信息所确定的最高零售价格,“肯定会大大高于市场实际价格”,这样的结果是,“不仅好的企业能够获取基于信息租金的高额利润,差的企业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许多接受采访的人士都不约而同地对记者表示,药品行业是一个“黑箱”,“内部运作的‘猫腻’层出不穷,你们外人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也不可能让你们搞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不触动现有的医药体制,不改变医药流通中各中间环节自身循环体系内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国家计委通过“限价令”压缩“中间环节”就难以收到实效。
  
  药业将重新洗牌
  
  尽管限价令会多少给制药行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麻烦”,但身为万全药业(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郭夏却对政府的限价令持肯定态度。“制药是一个高科技行业,国家通过限价令也许能够淘汰一批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制药企业,而生存下来的药厂,利润空间就会增大。不然按照现在这种条件,谁也活不好。”郭夏另一个角度对“限价令”进行了诠释。
  靠回扣生存,这是现今众多药厂普遍的生存状态,但一些制药企业对这种状态不无忧虑和反思。“中国的制药企业还有三至四年的时间就将面临一场大的洗牌,并会带来一批药厂的倒闭。”北京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涛对记者表示。
  和美国每研制开发出一种新药花费3.5亿美元相比,中国全部制药企业和国家有关研发经费加起来,还不抵国外一家大型制药厂研发一个产品的费用。在人力、财力都不具备独立研发能力的情况下,国内的药品生产厂家全部将精力放在了生产“仿制药”上,中国的制药企业99.9%生产的都是“仿制药”,并逐渐导致生产厂家严重过剩,并通过回扣进行恶性竞争。
  随着中国的入世,国外药品零售及批发企业将陆续进入中国。据悉,国家经贸委和药监局正在组织进行医药零售企业中外合资,实现跨区域经营和网上药店的试点。到那时,脆弱的医药行业还将面临国外新药的严酷竞争。那时,仅靠回扣的手段,恐怕很多国内制药企业将苟延残喘。
  有鉴于此,一些业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表示,国家计委的限价令所要解决的医药流通中间环节的回扣之风,不仅是道德危机问题,更是未来的生存危机问题。有关专家建议,国家计委的限价令应从一个治标之计变为治本之计,要从医疗体制改革上想办法。至少,在定价的问题上,有关部门需要对医疗行业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调研,进而吸取国外的经验,与熟知药业的各方代表谈判,根据某一具体药品在某一病种的治疗中的用药比例,重新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而不是在没有具体考察的基础上,单纯根据药品生产的成本定价。“国家必须早日将医疗机构真正推入市场,让医院之间展开充分的内部竞争,否则,仅凭‘限价令’的措施并不能将中国医疗体系带出制度的怪圈。”余晖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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